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与文化之中兴

从明初洪武至嘉靖万历年间,经过卫、所制度建立,军、民屯田及移民,湟水流域汉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屯田繁盛,居住区域扩大,区域性汉族社会成型;同时由于儒学设立、教育发展,汉族群体中人才辈出、著述颇丰,使得汉文化在湟水流域复兴,为青海传统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增添了新的成分,建构了青海传统社会、经济、文化多元性特征。本文通过对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梳理,阐述了明中期湟水流域汉文化中兴及对后世的影响。     

究利病 通权变——《明经世文编》批注研究

晚明社会多为史家所关注,在于其政治上处于末世,而社会经济等仍在发展之中,而此则恰为社会转型之特徵。晚明松江府相对於全国其他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较为兴盛,然而面对着建州女真压境、军备目废、民生日困、民变屡兴的末世,松江士人对於整个社会也有着较多的思索。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     

海南丘濬故居文物价值评估与保护管理目标

琼山历史悠久,化昌盛,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化名城之一。唐宋以来,这里一直是历代琼州府治所在地,也是海南政治、经济、化的中心。     

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编纂《皇朝经世编》。远绍明末陈子龙等的《明经世编》,近承清乾隆年问陆耀的《切问斋钞》,是一部有关清朝前中期经世实学的论总集。本重点论述了它的编纂方法,并兼论其编纂之缘起、影响及研究价值。     

宗教与社会变迁

“凡有人类痕迹的地方,就有宗教的痕迹。”宗教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迎合人类的需要产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会相应的产生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造成宗教及其信仰的多样化。     

明中期吴门文人花鸟画之新变——以花果杂品图为例

明代中期,吴门地区流行一种较为特殊的花鸟画题材—花果杂品图。这种包含花卉、蔬果、禽鸟、虫鱼等内容繁杂的长卷与册页,与宋元以四君子题材为主流的文人花鸟画相比有了明显变化。本文试图通过花果杂品图与感官相联系的新现象,来探讨此时文人花鸟画在审美观上的变革。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通过梳理宋元文人花鸟画的历史,分析文人花鸟画从宋到元在题材上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但主流是象征文人品格的四君子题材,潜流是元代出现的品类较多的墨花墨禽;第二部分,通过吴门文人的作品和诗文,具体分析花果杂品图所绘内容与人的感官—眼、耳、口、鼻的紧密联系;第三部分,通过此时吴中文人闲居的生活方式,分析花果杂品图与感官紧密相关的原因是文人们对自惬之意的追求;第四部分,通过分析花果杂品图传达的新的审美观,阐明文人花鸟画的审美变革—从四君子的"清雅"到花果杂品图的"闲雅"。     

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

嘉庆年间 ,桐城学风开始转型 ,兴起了一个以姚莹为主的青年经世派知识群体。本文对这一思想文化史上的区域性现象作了评述 ,认为它是清代社会与学风演变的一个标识。     

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

自清代晚期以来,随着中西贸易的不断深化和扩大,皮毛贸易逐渐成了整个西北商业、金融运行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城镇布局的演变,而且还有力地改变了西北牧民的消费结构。前者主要表现在西北城镇布局从以河西走廊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沿黄河为中心的格局,也就是说,西北城镇布局由历来以东西为主转变为以南北为主的格局;后者主要表现在牧民购买粮、布等生活用品的数量和品种的急剧增加,从而使其衣食结构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如此,皮毛贸易还引起了西北牧民的思想意识和生产结构等诸方面的变化,这些也是值得关注和研讨的问题。     

近代海门开埠与社会变迁

本文主要对浙江台州的港口城镇海门(现椒江区)在近代开埠后的崛起和发展进行历史考察,重点论述近代海门开埠后带来的社会面貌的重大变化,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近代小城镇的现代化进程。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晚清汉学家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充,使汉学家成为影响近代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其中的重要学者,他们或任职朝廷,或为大吏幕宾,或掌教各地书院,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对近代社会风气的转移、新事物的传衍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实际上,汉学家在近代各个领域都有出色表现,不仅没有固执华夷之辨,且领时代潮流之先风,在历次大的社会变革中均有涉足。详究其中原因,首先,这与汉学的治学内容及其治学精神和西学有相通之处不无关系;其次,晚清汉学家重新标举顾炎武的明道救世,提倡经世致用,有利于其投身于社会变迁实践。     

女性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近代文明的进入,女性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和变革,为改变社会面貌和自身地位而不懈努力,在社会习俗的演变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过近代福建广大妇女的努力和斗争,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妇女运动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大影响。在福建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女性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

本文选取清代汉水上游的汉中府辖区,以堰渠水利为切入点并将其置于当地自然、社会长期演变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探讨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的整合关系,揭示基层社会的演变趋势及其生态环境背景与财政经济根源。文章认为:清代中后期,汉中水资源环境明显恶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与当地的地质地貌特征、气候变迁存在密切关系,而移民开发则诱发、加剧了这一恶化步伐。清代以来,当地民办水利勃兴,官办水利日益具有民间化趋势,这与自然环境演变、赋役财政改革、水利组织管理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些相互关联的多重变动,反映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官府对水利社会的控制更为间接。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

1949～1956年中国经历了急速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为了解决由此变迁带来的种种思想文化问题,保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整合。通过这种整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丰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     

论林则徐经世匡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因敬仰岳飞自号少穆,晚年又号埃邨老人。出身于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少林年时期,在父亲林宾日和宗亲前辈希的教育和影响下,形成“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思想作风。嘉庆三年(1798年)考中秀才,入福州名的鳌峰书院学习。在主持书院的山长郑光第引导下,开始研读中国古代各种经史典籍,“三教     

晚清东南社会变迁与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社会变迁显,这种变迁对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种积累主要表现在近代绅商阶层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反之,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又加速了社会变迁,这一点在东南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婚俗改良与社会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市政府与社会团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婚俗进行改良,包括对旧婚俗中仪仗的整顿以及举办集团结婚活动对新婚俗的形成进行引导与示范等。这种改良对个人与家庭、社会关系、家—国关系重新建构与诠释,成为社会教化与政治认同的重要载体。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天津婚俗改良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