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专杀权与专杀罪

凡是无须禀命就可以实行诛戮者,称为专杀权,这个权力要通过授予,或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没有专杀权而擅自杀人者,则是专杀罪,不但法律有治罪条文,而且属于重罪。同样都称为专杀,前者是权力,后者是罪名,也就使专杀权与专杀罪的界限不清,进而出现许多变数。厘清专杀权与专杀罪的关系,不但可以了解古代司法的特别程序,也可以弄清法律变化的原因,以增进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理解。     

王朝复辟时期英王查理二世两面性公众形象研究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但复辟时期社会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天主教阴谋案与排斥法案最终引发政治危机。为维护统治的合法性,确立文化权威,查理二世在新的形势下,采取功利主义的君主形象策略,塑造既神圣又世俗、既传统又革新的两面性君主形象,英国君主的公众形象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当时英国社会过渡性、两面性特征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查理政权顺利度过政治危机。     

汉代边吏“专断”史事发微

相对于同等秩次的内郡官员而言,两汉边吏拥有更重的权柄,行事有较多的弹性空间,由此在实践中出现较多"便宜行事"的专断行为。然而边吏专断的权力边界较为模糊,"经常"与"权变"之间并不总是互为补充,制度设计与行政实践并不总是互相匹配。边吏专断权力的权重实际上来自朝堂实际的当政者,故维持与执政者间的"信—任"型关系是边吏重要的日常行为。在两汉边疆多事的背景下,这种权力设置有其合理之处,但边吏权重与中央专制集权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冲突,边吏的应变之道往往构成对"中央—边疆"权力秩序的冲击,边吏权重与王朝兴衰之间于是便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高丽吉礼研究——以天神地祗祀为中心

朝鲜高丽朝建立后,借鉴中国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建设。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其吉礼分为大、中、小祀3个等级及天神、地祇、宗庙、杂祀等诸多内容,其在举行时间、规制、所用礼器等方面既借鉴、效法了中国制度,又根据本国政治基础、文化信仰等实际情况进行了改制,表现出了自身特点。     

论任弼时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岗位上的人格风范

权威的来源有两个方面:权威来自于权力,当党和人民赋予你权力时,你所获得来自权力的权威,这种来源是外在的,而且也是短暂的;权威来源于个人的人格风范,这种来源是内在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弼时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当然要得益于他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得益于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是,仅看到这一方面的因素还不够,还必须看到,任弼时在党内的威信,与他具有的崇高品质和风范有关。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

中世纪晚期是法国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的时期,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变: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为君主征税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封建习惯法则为国王向臣民征移提供了实践空间,十四五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最终促使三级会议向国王让渡了征税权。15世纪30年代后,申世纪法国的"协议税"为"强制税"所取代。前者需经三级会议同意才能征收,后者则建立在君主权威的基础上。伴随着中世纪晚期税权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革新,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实质上改变了中世纪法国的社会基础和权力运作方式。     

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依据科举制度安身立命或完成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原既得利益群体,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厄命运。与此同时,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过渡时代的乡村权力网络、不同群体以兴办学务为契机分别置身其中,分享权力又相互争夺对权力的主导权。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又并非处在一种简单的“新”、“旧”对立或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当中。掩映于简单对立之下,实为地方权力资源因地域、时势等条件的差异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重新配置。学务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变动折射出过渡时期乡村社会内部复杂的权力格局。     

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民初国会失败原因再探讨

民初建立的包括国会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模式的成败取决于提供制度变迁的权力主体是否具有权威和理想。这一制度第一供给主体是南京临时政府,他们有理想但缺少权威,第二供给主体是北京政府,他们有权威但无理想。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生活中限制个人独裁、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措施,就无法成功地在中国运行。制度需求的缺失也是造成国会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在专制与法治之间——“都铎悖论”解析

都铎时期英国的政体性质十分独特和复杂。一方面,都铎王权空前强大,在国家权力结构、政治法律体制和君主的统治行为方面都呈现出不可否认的专制趋向;另一方面,都铎诸王基本上是遵照“政治程序”行使其统治权的,因而又处处表现出明显的法治特征。结果,原本根本对立的专制和法治不合逻辑地共存于都铎政体中,形成奇特的“都铎悖论”现象。这一现象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它是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的时代需要和英国独特的宪政法制传统共同导致的必然结果。     

国王的“吐槽”

约旦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属于半专制的君主,介于象征性君主和专制君主之间。他有很大的权力。不久前,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的采访时,他透露了国王的生活和当国王的感受。对于他来说,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汹涌而至之际,当国王真的没那么美妙。即便是一个有权力的国王,阿卜杜拉都想不干了。他还说,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仅仅做一个象征性的君主。这或许更好     

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不仅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尊王攘夷浪潮,也深刻激化了国内政治矛盾,严重冲击了幕藩体制和幕府权威。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最终形成了以尊王倒幕为核心的强藩联合,并通过"王政复古"政变逼迫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明治维新中权威的解构与重构,是在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和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是通过政治路线上明确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纯化"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的。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

本文通过考察政治与血缘以及国家与宗族的关系,从宗族的视角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四个时期,每两个时期之间有过渡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国家维护统治所倚重的社会中坚力量不同,贵族社会和豪族社会阶段,国家中存在一个稳定的中坚力量,承担部分国家任务,降低了国家统治成本,但容易形成对君主权力的制衡;平民化宗族社会中,社会中坚力量由国家分割资源建立和维护,对君主有依附性,因此君主权力日益加强,但建立和维护社会中坚力量的成本高昂,导致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     

论家国一体问题

在中国和西方古代君主制社会中,都有"君主是民之父母的思想"发生、流传。但西欧的这种思想没有中国的强烈,因为西欧国家还有教会,教皇、神甫、牧师等独占了民之父母的称谓和地位,使得国王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机会减少。中国君主力量强大,特别是宋代之后,明清王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专制君主制,皇帝、官僚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情况大为增加。但是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是天命王权,是受天的委托而进行统治的,如果统治不好,就要被天抛弃。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对皇帝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政治上公、私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国古代家国并非一体。君为民之父母一说,可以休矣。     

从商汤诏贡到合浦珠市——合浦珠市在海上丝路始发港文化商贸交流中的聚集作用

<正>先秦时期,君主们经常举行与诸侯的朝会。朝会的仪式很隆重,各路诸侯带着各地最珍贵的土特产在台下等候君主的传诏进贡。其实,这种耗费巨大的朝会并无重大的决策意义,更多的是君主们显示权威,诸侯们争逐名利,夸富比贵。而且,各路诸侯所带的土特产也并非都是本地特产,也有为投君主所好,以其它地方     

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宴饮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重要的生活方式,但宴饮非专为饮食,它在构建权力秩序、塑造政治权威和维系社会运作等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用。秦汉时期,皇帝经常利用宴饮来构建皇帝权威、维护政治秩序,并规训臣民的服从意识。宴饮也是统治阶层协调关系乃至权力博弈的重要方式,在宴饮中遭受挫折往往会引起当事者的过激反应,造成关系恶化和政治冲突。宴饮长盛不衰,影响深远,与古代中国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特征所营造的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殷周“冢宰”辅相说与宰官源流考

先秦典籍屡见"冢宰"类于后世宰相为君主最高辅相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中虽有力主冢宰辅相说可信者,然终以否定论为主流。究其实际,宰本是上古贵族家内职役,多与饮食有关,殷商时已成为职官,至周代演变为各级贵族的家务总管,掌财用为其常职,进而发展为君主的最高辅相。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出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或太宰在殷周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伊尹、周公以宰职摄政之故典和上古封建政体所决定的周代家国同构的王朝政权组织应是宰职演变为君主最高辅相的根因,亦是中国古代将宰相名号制度溯源至"冢宰"的缘由所在。     

尼克松的民权思想及政策实践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民权的含义从社会和政治权力扩大到经济权力;运动的领导权也从中产阶级温和派转移到年轻的激进派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作为南方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和民权的促进,必须找到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道路。通过探讨尼克松的民权政策是如何在他的个人信仰和政治需要之间保持平衡的,本力图揭示政治家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日本战前的权力结构

所谓权力,一般指政治权力,简而言之,是一种社会支配力。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时,政治权力结构也要重新组合。自明治维新始,各种政治势力相继登场,在政治舞台上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在一起,既有对抗,又有融合,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变是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进行的,尽管二者存在相位差,但总体方向是一致的。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