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为学历程与元末新安理学之趋向

朱升既是元明之际朱元璋政权的辅翼之臣,亦对程朱理学在元末明初的传播与发展有羽翼之功。他的为学历程颇为曲折,却彰显出元代各地学术的交融互动,宣示元末新安理学的转变趋向。朱升早年学于新安诸儒,承继了元代"纂释"程朱经典的学术传统。中年以后,他积极访学江西等地名儒,在教学研习中反思元末新安理学之弊,最终弃"纂释"而入"旁注",形成其会通自得的学问特色,对元末新安理学的发展进行有益的补充。朱升的为学经历与学问转变,正体现了元末新安学术从羽翼程朱到体认圣学的重要转向。     

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

清代今文经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关系耐人寻味。从学术脉络看,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前后有较大变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主今文而不废理学,兼尊意味甚浓。龚自珍、魏源长于经世,不满于理学现状,但不一味否定。戴望、王闿运、廖平则对程朱理学表现出明确的反叛倾向。康有为出入理学,援西学注《四书》,力图扬弃与改造程朱理学。今文经学家对程朱理学的看法,从求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从谋求变法到变道的历程,既说明程朱理学渐失人心,又显示出儒家传统内部蕴含自改革的活力。     

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且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罗泽南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通过辨学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罗泽南还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     

唐鉴的哲学思想浅论——兼评《国朝学案小识》

唐鉴在哲学上崇尚程朱理学,反对心学和经学。在其代表作《国朝学案小识》中,他将程朱理学的道统谱系分为传道者、翼道者和守道者三类,分别进行陈述和评价。在嘉道年间风靡的考据学风下,唐鉴力求从程朱理学中开掘出新意来,以为经世救国所用。在他的影响下,咸同年间朝野出现了一批理学名儒和治世能臣。     

蔡元培与中华民国大学院制(下)

中华民国大学院制的夭折 据史料记载,大学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谓“本身不善”者有之,谓“人才不足”者有之,谓“经费困难”者有之,称“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不符合中国文化”者也有之……除反对其制度外,也反对其设施,如设劳动大学、音乐院、美术学校等。在１９２８年２月召开的国民党Ｍ届四中全会上,即有两提案反对大学院制。所持主要理由是“觉得对它的政策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但其时蒋介石刚复职,又因忙于“二次北伐”军事,对教育无法顾及,大学院、大学区制试行尽管道阻挠,但仍有进展。同年６月…     

宋恕维新思想述论

宋恕是近代维新思想家。早在1892年,他就给李鸿章上书,提出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易西服的变法主张。他反对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把秦汉以来的儒学视为阳儒阴法之学。他以复兴孔孟儒学为己任,要在“复教改制”的前提下进行变法。他主张学习日本,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他同情妇女苦难,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主张,其思想在当时维新派中是较为突出的。     

郑献甫在诗歌创作上的宋诗特色

郑献甫论诗,反对分唐界宋,对于各代之诗,除了对齐梁隋陈略有微词而外,其馀概不菲薄。他在诗歌创作上或学汉魏晋,或学唐宋元明,大都偶尔为之;但对宋诗似乎情有独钟。1865年,他在《闲吟》二首之二中说：“书卷到今希宋本,诗名归我岂唐音？”明确说明他的诗不属于唐音。但是他学宋诗,却不趋一派,不专一家,故无宗法可寻。1859年,他有《杂述》四首,     

论马一浮思想的基本特色

关于马一浮（1883--1967）思想的定位及其特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评说不一。主流的意见认为马一浮是“理学大师”或“理学家”,其中又分近程朱、近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三种意见。自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学思潮走向国际以来,论者大都承认马一浮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思想家,但在分析其派别归属时,则又有所谓新理学（程朱学）、新心学（陆王学）、新经学（直接孔孟）、文化哲学之分。     

论朱熹的史学表现及其影响

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语境出发,朱熹并不绝然蔑视或反对史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宣扬了现代学者所着力批判的封建伦理纲常,还表达了其史学的经世致用诉求;《伊洛渊源录》也不仅仅做出了现代学者所褒扬的开创了学案体体裁这一贡献,更体现了朱熹排斥异己、建立道统的历史诉求。朱熹对史学的影响,在后世往往泛化为程朱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明代是一个典型。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经过明初官方化的改造之后,弱化了明代史家的立言意识;过度宣扬的道德因素,也损害了史学的客观性。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于私学领域内发展的经世致用思想,很好地适应了明中后期衰敝政局对学术的要求,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而言,思想的逻辑研究必须置于历史情境之中。     

西汉初期诏书探微

汉初诏令,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文学表现形式,崇尚真朴,反对华藻。高祖、文帝之诏令自有其风流,尤其文帝诏令,感情之浓、忧患之深是帝王诏令中不多见的。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     

中华书局整理本《朱舜水集》句读及校勘献疑

朱舜水著述最初由其日本弟子整理、刊印,民国初传入中国,有马浮本以及据马浮本整理、重印的世界书局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朱谦之整理的《朱舜水集》,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新、最通行的版本。这里就整理本的句读、标点和校勘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商榷。     

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

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以“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并以为所谓“论学殊”之“殊”,主要在于章、康二人经学主张不同——康有为是经今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章太炎则持守经古文学的立场。 本文以为:1.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其经学主张也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具有“明显的经古文学倾向”。以经今、古文的对立来概括戊戌时期章、康“论学”的歧异是不准确的;2.戊戌时期章太炎的确对康有为所宣扬的“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持反对态度。但章氏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以经古文来反对经今文,而是出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的深沉思考。因此,章、康“论学”之殊实质上体现了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歧异。以下,将以对章太炎早年经学主张的判别及章氏早期思想特征的分析为主,具体说明本文的观点。     

试论费宏的思想与学术

费宏是政治家,而不以学术名家.他的学术思想以孔子儒学为基础,以程朱理学为依归,接受丘濬的影响,心仪真德秀之学,推尊<大学衍义>.政治上,他与王阳明对立,因而在学术上,对王氏心学之诱惑愚诞、背弃圣贤亦持否定态度.他的政治思想体现在正君爱民的治国之道、严体宽济的刑罚之道、损上益下的富民之道、崇教进学的育人之道等方面.     

略论清顺治年间程朱理学的涌动

程朱理学并非普通的学术派别,而是一种集政治性、学术性及伦理教化功能为一体的社会政治学说与意识形态。顺治年间,程朱理学就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有所发展,不断集结着自己的力量,呈现出复兴之势,为其在康熙朝的鼎盛发展打下基础。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在清初走向复兴,重要的因素固然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然而,它在学术方面的影响与活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读古诗，可以不求甚解

在小学阶段,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时,无需面面俱到地进行分析、讲解,只要能初步理解大意或一些名言警句的含义就行;但也并不反对个别学有余力的学生对某些古诗文作一些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就是所谓的“诵读为本,不求甚解”原则。     

革命派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理论之评议

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清末曾进行过激烈的政治论争,结束以后,革命党人亦时有政论发表。本文主要讨论1905至1911年期间革命党人在理论上为何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它与本文主旨无涉以及不相信清廷立宪或认为搞假立宪而反对诸问题均不予论列。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革命派理论旨趣之所在,在分析其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理论之前,首先应搞清他们对君主立宪制度本身所持的观点。     

明末浙江大儒朱舜水流寓日本后的主动在地化——以朱氏所赠三尊孔子铜像为主线

本文所说的"主动在地化"是指朱舜水为适应日本社会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在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孔子像有无数种,面貌不同、形象有异,实属正常,传到周边区域后,出现"在地化"现象也很自然.而塑像、画像的不同,既与不同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制作工匠、画匠的技术水准相关,传到周边国家后,经过各国的自主选择或"在地化"过程,又使形象各异的孔子圣像被并存分祀于各地.这种文化现象,在孔子形象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某种外来文化是否能适应输入地的水土条件乃是其能否成功传播并开花结果的关键因素.这一现象在朱舜水所赠日本人的三尊孔子像上表现得相当明显.     

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史学思想

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一书中,为追求直书,求得名教之实而对修史者提出了严格的史德要求,反对由佞臣、贰臣秉笔修史,并分析了史官不能直笔的原因;同时,王应麟认为在史著中应该通过春秋笔法来明天理,正人伦,进而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的鉴戒,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种经世的学术价值观广泛地体现在《困学纪闻》的编次、语言风格以及对历史的评价之中,彰显了南宋末年一个理学家积极的入世情怀。     

明清徽州方志与妇女贞节史料

明清徽州方志是传统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荟萃了丰富翔实的地情资料,特别是妇女贞节道德方面的史料,其记载人数之多,内容之惨烈,情形触目惊心,在全国方志中乃属罕见,却也折射出程朱理学既光耀了徽州也践踏了徽州妇女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