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资模式”在东亚经济效应分析

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日本对东亚的“顺贸易导向型”投资,对扩大东道国贸易,促进东道国宏观经济增长均有较大的积极效应,在东亚工业化初期发挥了“进口替代效应”,为建立“出口加工基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日本对东亚投资结构的固定化类同化,技术转让滞后等,到了90年代后,不仅日本国内陷入长期的萧条,而且也诱导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且无力扭转东亚地区严重的经济危机。     

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所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是其全部卖国投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了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扶助汉奸政权、实行“以华制华”的战略需要。这个运动所标榜与鼓吹的所谓“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东亚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及其破灭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范围是1940年划定的。其设想则早在1916年已具雏型。其步骤首先是“西进”侵华,其次是“南进”东南亚各国,再次是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因此,除特定时期外,“北进”没有成为日本国策的主导,是从属于“西进”和“南进”的。日本不仅企图独霸东亚,而且梦想进入“太平洋时代”。本文在分析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欺骗性及其必然破灭之后指出:今后要达到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其根本前提是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与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只会以破灭告终。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度作为东亚经济牵引车的日本酝酿已久的重大经济外交方针,但这一构想却因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日本亚洲认同意识的摇摆不定、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匮乏、对美优先的经济政策方针和东亚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等都成为束缚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羁绊,束缚着日本“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雁行模式"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执意要确立梦寐以求的、以日本为领头雁,带动亚洲NIES,由ASEAN和中国作为后盾的“雁行模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投资地区分布和产生结构的梯度转移,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保持经济、技术上的优势,有助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长期效应来看,由于“雁行模式”所具有的致命缺陷,对东亚等发展中东道国乃至日本本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带来深刻的负面效应。     

论福泽谕吉对亚洲的两种扩张战略

福泽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活跃的政治评论家,他的一系列主张对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影响极大。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福泽就以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为日本刚刚开始起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两种战略:一种是“亚细亚主义”性质的“东洋政略”;一种是“脱亚”色彩的战略。前者反映了日本独占东亚,进而谋求世界霸权的深远目标,后者要求和西     

日本屠杀“虚构派”言论代表了日本右翼的意图

杨夏鸣、吴泽林在《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现状与影响》一文中指出：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入80年代,伴随着教科书案和修改教科书的争议,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日本出现了“屠杀派”、“虚构派”和“中间派”,并爆发了一场论战。     

二战后风靡一时的“小日本主义”

“大日本主义”是二战时期日本开辟东亚战场的主要指导思想,其精髓在于扩大领土与对殖民地的掠夺。其实早在多年以前,有另一种冷静客观的“小日本主义”思想风靡一时。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伎俩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发起珍珠港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史。日本国内忠于历史、主持正义的历史学,比较客观地记写这段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却诋毁这是“自虐史观”,他们竭力歪曲这段历史,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现在,日本政府审定的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新标本。     

“东亚传统文化国际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

“东亚传统文化国际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黄宣民“东亚传统文化国际会议”干１９９４年４月８──１０日在日本福冈举行。这次会议由日本著名学者、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任会长,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町田三郎任秘书长。与会学者分别来自日本（１７人）、中国（１４人）...     

“东北高智能小宇宙构想”及其特点——日本“产学官结合”的典型模式

众所周知,“产学官结合体制”是支撑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进入80年代以来。这一体制又有了新的发展,“东北高智能小宇宙构想”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模式。     

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

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陈戎杰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曾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     

1939年前后的“东亚共同体”:一个历史用语的考察

1938年底开始,为了策动汪精卫等人最终脱离国民政府以削弱中国抗战力量,日本政府两次发表了有关“东亚新秩序”主张的声明,日本的御用文人们随即大肆渲染“东亚协同体”理论,关东军则采用了与“东亚协同体”同音的另外一个词“东亚共同体”.1939年中,为配合在华树立傀儡中央政权,日本政府在对外宣传时使用的仍然是流行语“东亚协同...     

“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

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1932年,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炮制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后,狂热的陆军军人如石原莞尔、辻政信之流,便与右翼学者相结合,为培养其“满洲建国”和“道义世界”建设的“人才”,而筹划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建立该校。1937年8月,颁布所谓“建国大学令”,并由“国务总理”张景惠任校长,实际管理权力则操于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手中。1938年5月正式开学时,傀儡皇帝溥仪亲临发表“诏书”。该校学制6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谓“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日语教学亦占极大比重。在后期3年中,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学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则均在必修之列,都是为推行“日满一体”乃至“大东亚共荣圈”而服务的。本文是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山根幸夫教授1991年7月13日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讲演,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这一侧面,并对中国人民表达了友好的感情。     

“中日文化协会”述评

“中日文化协会”成立于1940年7月,以鼓吹日伪携手、共存共荣、共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与东亚文艺复兴为宗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在武装侵略中国、占领大片中国领土的同时,还对广大沦陷区人民实施文化侵略。对“中日文化协会”的成立经过、组织机构及基本活动略加梳理,有助于透视这段被污染、扭曲的中日文化交流史。     

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来龙去脉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而且涉及东亚以及对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大国,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系统地了解和研究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当前中日关系的本质与大局。本文拟围绕战后日本对台湾的政策与演变,作一简要评述,旨在求教。自50年代以来,日本对台湾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1952～1972年,为日台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阶段,双方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2.1972年到90年代初,为日台“断交”后的非官方关系阶段,其特点是在日台“断交”…     

“尊王攘夷”与“扶清灭洋”辨

十九世纪后半期,位于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分别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又分别提出了“尊王攘夷”与“扶清灭洋”两个含义基本相同的口号。本文仅试图对这两个口号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粗浅的辨析,以对历史教学起些参考作用。我们先看一下它们的相同点: (一),字面意思基本相同。“尊王攘夷”是日本的倒幕派提出的口号,“尊王”意即尊重天皇,实     

宋棐卿与“抵羊”商标

宋棐卿是30年代我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他在天津创建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该公司生产的“抵羊”牌毛线,蜚声全国。“抵羊”商标也因其构思独特、设计精巧、寓意深长而沿用至今,成为名牌商标。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西村成雄在１９４５年东亚的国际关系中，居重要角色的国家有日本、中国、美国和苏联四个国家。无庸置疑，这其中还包括日本“傀儡政权”与英法两国所带来之影响。但在中国政治空间方面，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