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周金文中的“鬲鼎”

(工隹)叔鼎铭中的"鬲鼎",金文中仅此一见。由于此器器形不传,故关于"鬲鼎"一词,学者或以鬲形鼎为释,或以为言鼎而连类相及鬲也。笔者认为所谓的"鬲鼎",实乃鬲字之繁体■,■字亦见于虢文公子作鬲、子硕父鬲及虢宫父鬲等器。在(工隹)叔鼎铭中只不过因偏旁之间相隔较远而被误认作两字。根据金文中自名■者器皆为鬲,可知(工隹)叔鼎器形亦当是鬲而非鼎。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王作左守鼎

保利艺术博物馆于2000年春收藏的王作左守鼎高41、口径38厘米(封面;图一～三)。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两耳,颈部略收,腹部稍鼓,腹下置三蹄足。颈和足的上部均有短棱脊,形制与小克鼎相似,但小克鼎的腹部似乎更深些。腹内壁铸铭文两行6字: 王乍(作)(将鼎) 彝,左守。 (将鼎)彝。(将鼎)字《说文》所无,《广韵》:“(将鼎),煮也,亦作(羊鬲)。”《集韵》:“(羊鬲),说文煮也,或作(将鼎)。”《玉篇》:“(羊鬲),式羊切,煮也,亦作(将鼎)。”又云:“鬺,同上。”则(将鼎)也就是《说文》的“(羊鬲)”字。金文无“(羊鬲)”、“鬺”字形,故(将鼎)是正字,而(羊鬲)、鬺     

商晚期圆形鼎的范铸模拟实验研究

商早期鼎的足,与同时期斝及鬲的足一样都是锥形足。商早期鼎的腹底披缝,亦与同时期斝及鬲的底部一样,都是丫字形披缝。商晚期鼎的足多为圆形足,底部的披缝为三角形披缝。我们对商晚期的圆形鼎进行了范铸模拟实验。通过制模、制范及制芯工艺发现,铸鼎的工艺应该是从铸鬲的范铸工艺中演变而来。除此之外,还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青铜鬲自名与分类研究

自名是青铜器定名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断器物功用及作器者身份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器类具有不同的自名,同一器类中往往也会有多种不同的自名形式。以青铜鬲为例,不同的自名形式多达二十类,而且每类大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如自名为"鬲"者与自名为"鼎"者在形制和年代上都具有明显的不同。通过对青铜鬲自名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青铜鬲的功用与特性,为分期断代研究提供更多的标准。     

读者 作者 编者

关于"七和鼎、鬲的关系"史树青同志"对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几件铜器的看法"(见本刊一九五六年第八期)一文中,谈到"七和鼎、鬲的关系",他说:"寿县出土的铜鬲四件(编者按:实系八件,原陈四件),内均有铜匕,体作扁平椭圆形,柄端微曲。又蔡侯大鼎内也有铜匕,从器形上看来,只能用以取饭,不能用以盛汤,当是饭匙,或名饭橾(见仪礼少牢馈食礼     

早期楚文化初析

江汉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以鼎式鬲为代表,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汉水东北地区出现柱足鬲遗存。西周中晚期时早期楚文化正式形成,出现早期楚式鬲和完整的早期楚文化陶器组合。此时早期楚文化遍及江汉地区,重心则在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与楚国无关,西周时期的楚国也只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档鬲王"

鬲,是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口,足中空呈袋状.吴城商代遗址十次发掘,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有别.     

张家坡M89年代为西周说——论西周高领袋足鬲

高领袋足鬲是先周文化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器类,以往的研究多将其年代绝对化,认为高领袋足鬲只存在于先周时期。通过对张家坡类随葬高领袋足鬲的腰坑墓的重新认识以及宝鸡林家村墓随葬铜簋年代的再认识,可以证明高领袋足鬲的年代下限已经进入西周早期,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相关遗存的年代下限也已进入西周早期。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鬲,是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口,足中空呈袋状。吴城商代遗址十次发掘,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有别。2001年12月,江西省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     

高领袋足鬲的研究

高领袋足鬲是指苏秉琦先生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所说的瓦鬲墓初期A1型陶鬲。这类陶鬲的制作过程是先模制三个相同的圜底罐(即袋足),再将三罐口部用泥拼粘在一起,然后接上高领和足尖,最后加上耳、鋬和附加堆纹等(图一)。这样,这类陶鬲很自然地形成高领、三袋足和分裆三个基本特征,因而称之为高领袋足鬲,以强调其特征及与其他陶鬲的差别。有些领内有模糊的反绳纹,说明部分个体的高领也是模制的。目前所见高领袋足鬲标本基本都是通体饰有绳纹,分双耳、双鋬、无耳无鋬三种类     

铲足鬲的分布、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在总结众多关于铲足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梳理目前所出铲足鬲的年代和分布地区,提出甘肃东部地区应是铲足鬲的原生地,并结合新出东周西戎考古遗存,指出铲足鬲来源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分布于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     

李家崖文化年代再议

李家崖文化典型器类与晚商早期商式铜、陶器的共存关系表明,李家崖文化的年代上限应为殷墟一期,该文化早期与朱开沟文化晚期部分器物形制接近,也表明两种文化之间年代紧密衔接。李家崖文化晚期出现的弧裆鬲与仿铜风格的鬲、鼎分属先周文化和殷商文化因素,据此可推定李家崖文化的年代下限为西周早期,相关文献中关于"鬼方"等北方部族的描述也与上述认识契合。     

论楚鬲文化特征的两重性——兼及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鬲,是楚文化遗存内极为常见,且延用时间较长的器类之一。其数量众多,且型式繁复,大部份在形态上又有别于中原流行的“殷式鬲”或“周式鬲”,而独具鼎式鬲特有的造型和风格,这即是考古学上著名的所谓“楚式鬲”。无疑,“楚式鬲”是楚文化鬲中最富于个性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     

坚守信仰的力量

正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坚守信仰的力量,国家才能发展,民族才能复兴。古代圣贤倡导民无信不立。《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给你一个国家,你只能选择三样东西来治理它,你如何选择?"孔子对子贡说:"足兵、足粮、足信。"学生又问,若取其二呢?孔子又答,足粮、足信。学生     

■孳方鼎铭文考释

一九八一年山西省曲沃县曲村,在西周墓葬中发现不少青铜器,其中有一饕餮纹方鼎,四足双耳。鼎通高为25.5厘米,耳高4.5厘米,足高11厘米,腹高10厘米。口沿长19.5厘米,宽16厘米。鼎之内壁有铭文四行,共二十七字(铭文摹本见附图)。铭文清晰可释,释文为:“甲子,王易(寑)(孳)商(赏)用作父辛(阝尊)彝。在十月又二,(祖甲),曰,佳王廿。”     

青铜器

鬲(lì音历) 古代煮饭用的炊器。铜鬲最初是仿照新石器时代已有的陶鬲制成的。其形状一般为侈口(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商代前期的鬲多无耳,后期口沿上一般有两个直耳。西周前期的鬲多为高领,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数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在腹部饰以觚棱。     

河南大学文物馆藏商周青铜礼器

正河南大学文物馆收藏有商周青铜礼器20余件,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配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物馆专业教学,陆续从博物馆调拨或从社会征集而来。现择取部分介绍如下。1.鬲形鼎登记号000658。河南省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调拨。折沿,绳索状立耳,分裆袋足,锥状实心足尖。颈饰一周兽面纹,以连珠纹为界,裆饰连续双线"人"字纹。口径12、高17厘米,重     

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

侧装双手陶鬲是龙山时代分布于太行山脉两侧的杏花文化最具特征的标识性器物。据侧装双手陶鬲的形态变异及其层位关系,可排出其形态的演变序列。侧装双手陶鬲的制作工艺也相应地基本上经历了两个相继发展的阶段:前一阶段是受陶影响而产生的“式鬲”,由分制的鬲足和鬲身整合成全器,因鬲足的接法不同而形成宽弧裆和平裆;后一阶段才是真正意义的鬲,即抛弃鬲身靠鬲足的联接形成全器主体,并形成尖角裆。此型鬲工艺演变表明:工艺革命只是工艺演进的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出现的质变。它虽是变革传统,但它的发展速度、方向,又受传统以及传统中的矛盾逻辑地向前展现的轨迹或定式所影响乃至制约。没有革新与革命,就不能打破传统,然而传统确是伴随革新或革命的影子。这在纯粹的工艺中,则仅是惯性或为惰性思维,但工艺却是社会中的工艺,则又不能不涉及社会中不同人们的不同观念乃至利害矛盾以至冲突,甚至激起一部分人站出来捍卫祖法、保持传统的说教与斗争。这种陶鬲的排序,分别适用于岔沟、双务都、乔家沟和游邀、临水与杏花村诸遗址的杏花文化分期或文化阶段划分。这种陶鬲的谱系研究表明,杏花文化是一自具特征、演变清晰、源流有自,并对其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文化影响和起了重要作用的考古学文化。     

上蔡郭庄一号楚墓“競之朝”鼎铭文及相关问题试析

上蔡郭庄一号楚墓出土的青铜圆盖大鼎,按照其自名来看,当为鼎,也就是饗食宾客、烹饪用鼎的意思。这件鼎涉及到器主人名,通过对名字的隶定,结合其为楚平王后裔身份以及器物时代特征等,认定器主人是楚平王之孙公孙朝。同时本文试着解析了同墓出土的競孙鬲上"競孙旟"应该是楚平王之孙公孙宁,即公孙朝之兄。通过对上述器主人名的分析,初步推断上蔡郭庄一号楚墓的墓主人是楚平王庶长子公子申,也就是公孙宁和公孙朝的父亲子西。     

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

<正>1924年,王国维先生作《散氏盘考释》,文中论及盘铭"夨王",说:夨僭王号亦见他器。……当宗周中叶,边裔大国往往称王。《史记·秦本纪》有丰王,彝器有邵王鼎,有吕王鬲、吕王壶,而录伯(?)敦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