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史乱后河陇陷蕃问题再探

天宝十四载(755),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为了对付叛军,唐中央抽调了部分西北边兵到内地平乱.不久之后,吐蕃就兴兵攻占了唐西北的陇右、河西地区,继而控制了西域.历来治史者多以“边防空虚”来概括唐失河西、陇右于吐蕃的原因,鲜见学者从其他方面做过解释.虽然部分边兵被调离了西北,传世的敦煌文书却表明河西与西域留守的军队战斗力不弱.比起军队的内调,边地各州、军在防守的过程中缺乏协作以及边将和外族部落的离心对西北战局的影响更为显著.而陇右东部爆发的部落叛乱演变成唐西北的严重边患,又为吐蕃的入寇提供了便利.这些都是唐中央对西北边地控制力减弱的表现,也是唐失河陇的重要原因.     

从馆藏造像看唐代天水地区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

从南北朝开始,天水一直是陇右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这里寺院林立、石窟遍布,是佛教东渐关中的最后一站。尤其在唐朝中期,“开元三大士”把密宗传到长安,成为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天水市博物馆馆藏的十一面镏金铜观音造像,用实物证明了在唐朝初期,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在天水一带的盛行,代表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陇右百姓的精神诉求和大唐帝国的政治需求。     

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

唐朝的羁縻统治是影响契丹部落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结果导致大贺氏王权地位的衰微和王族部落的变异,即由部落贵族演变为官僚地主家庭;王族部落(弹汗州部落)从八部之首演变为唐朝的侨置羁縻州,并形成"幽州契丹"这个特殊的群体.     

从复汉到自立:试论两汉之际的隗嚣集团

两汉之际割据陇右的隗嚣集团是一个以陇右地方豪强为主导,并联合氐羌以及关中士人的政治集团。该集团具有武质性、自保性以及政权建设的独特性等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不同情势,其政治态度经历了从"反莽复汉"到割据自立的转变过程。然而,隗嚣集团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以及刘秀对陇右的战略经营使得他们为刘秀所灭,难以实现割据自立。     

唐天宝年间的北疆边防与边地经营

在唐朝与漠北游牧政权的较量中,漠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唐朝的势力逐渐向北扩展,并在天宝四载（745）后突厥覆灭后控制了整个漠南地区。为了适应新的北疆形势,唐朝开始将边防线向北扩展,大同军、清塞守捉、蔚州州治先后北移,云州、蔚州成为唐朝在河东新的边防前沿。在朔方,唐朝先后设置振武军、横塞军、天德军,确立起对阴山南北的控制,突破了此前以黄河沿岸为防守重点的军事格局。后突厥灭亡后,为了维持漠北草原的均势,唐朝大力扶持葛逻禄等部落与回纥对抗,并成功地阻止了回纥势力的西进。     

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

吐蕃占领敦煌（沙州）后，依其本部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完整的军政机构和相应的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过程中，吐蕃将其本部军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的乡里制度相结合，在敦煌地区实施了废乡设部落的政策，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3种类型的部落。其部落设置经历了3个阶段，设置了僧尼、道门亲表。行人、丝棉、下、上、中元、撩笼、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通颊等12个部落。部落之内，吐蕃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邻、保制相结合，实行了将、团头下制。从而使该社会基层组织在蕃占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     

河南宋金时期钱币窖藏的初步研究

河南地处中原,向有"中州"之称,所谓形胜之地,曾万国衣冠、八方咸集,是中国最繁荣、最富影响力的地区之一.北宋时京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囊括了河南的主要地区,都城东京取代唐之长安,又有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呼应补充,此时的河南不仅是全国政治腹心地带,而且拥有中央绝对优势.然而,1126年东京失陷,紧接着长江以北的整个北...     

关中唐代行宫考

关中为唐代京畿之地 ,行宫别馆星罗棋布。史籍可考的关中唐代行宫约有 19座 ,它们与唐代社会同起同落 ,映照着唐代社会的山光水色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陇山段的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由关中通往陇右的交通线主要有两条,即沿泾水西行越陇山的陇右北道和沿淠水西行过陇山的陇右南道。陇右南道翻越陇山的线路有三条,自北而南分别为陇山北道、陇关道和咸宜关道;此外,还有起自陈仓大致滨渭河西行的陈仓狭道。陇关道线路又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为陇关旧道,南线即陇关新道。四条道路中,以陇山北道和陇关道最为重要．秦汉时已是重要的交通干道;咸宜关道开通较晚,实际是陇关道的补充;陈仓狭道基本沿渭河峡谷西行,路途险阻,时通时断,作用远不及陇山北道和陇关道。     

河西陇右陷落期间的回鹘道

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之后,驻扎于西域的北庭、安西节度使与唐朝间隔绝不通,贞元二年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节度使郭昕遣使奉表假道回鹘到达长安,唐朝通过这条道路对安西、北庭实施有效管理。直到安西、北庭节度使灭亡,回鹘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鹘道西起安西、北庭与回鹘相邻的地区,经漠北到乌德犍山、回鹘牙帐,经参天可汗道到错子山,经过大碛到达辟鸟鹈泉,至唐朝塞城西受降城,历天德城、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和云、朔等州到太原,沿汾河经蒲关到关中,或者翻越太行山到泽潞到洛阳,或者经井陉关到河北等地。     

明洪武朝陕北边防及其特点

陕北地区地处河套以南,迫近关中。在洪武朝,由于山西行都司东胜等卫和宁夏诸卫从东、北、西三方面的捍蔽,从而使陕北地区呈现出与其他边区不同的特点。本文讨论了洪武朝边防卫所建置、防边制度等在陕北地区实施的实效及其局限性。     

魏晋十六国北朝关中侨置武都郡研究

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武都是指侨置武都郡。侨置武都郡始于曹魏。曹魏为与蜀汉争夺陇右,将武都氐人迁徙至关中,并先后在小槐里和美阳设置武都郡以进行管理。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十六国初期屠各刘氏和羯族石氏先后统治关中,将大量氐羌迁往关东,因此这一时期在关中侨置武都郡缺乏现实基础。苻健立国关中后,在战略要地宝鸡附近侨置武都郡,是其氐人本位政策的体现。北魏时侨置武都郡始领县级行政单位,统治范围扩大,标志着氐人的关中化,同时它也是太武帝平定盖吴叛乱时分化关中南道氐人的重要战略举措。西魏北周立国关中后受政区滥置影响,武都郡领县减少。隋开皇间侨置武都郡在当权者废郡、保留州县的地方行政政策的影响下消失于历史舞台。     

“陈仓渭水道”与街亭战役考

“陈仓渭水道”是古代出入关陇的狭道,为笔者１９８５年提出。该道起于关中平 原最西端的要地陈仓,大体上傍渭水漕运西行,至陇右重镇上卦,途中又经吴紫、麦积山等与南 下入蜀的“陇蜀道”相接,有着沟通陕、甘、川交通的联系功能。三国时期,曹魏集团曾利用该道 出奇制胜,成功地击败了陇右氏、羌、胡等少数民族的反叛,并于公元 ２２８年夏月在蜀相诸葛亮 首次北伐中精心设计和组织的街亭战役中取胜,为维护陇右地区的安定,起到过重大的历史作 用。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炎帝传说流衍途径考察

在炎帝传说流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的说法。诸说之间似乎缺乏必然的联系,但均有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早在先秦时期,炎帝传说在东、西方流传之时,亦有缘起于南方说流行。随着东汉后期"三皇五帝"系统整合工作的完成,以及魏晋时期以现实生活中的帝王为标准,对传说中古帝王的生平事迹、都城、陵墓所在等关键环节的再次整合,尽管依旧保留着相当浓郁的传说色彩,然而炎帝的人格化倾向却日益凸现,这是古代帝王传说演变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姜水"、"陈"与"长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炎帝传说流衍过程中三个重要的地理标志,各地不同的炎帝传说借此得以整合,最终形成一个与黄帝并称的华夏民族始祖形象。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汉武帝元鼎三年,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过去多认为这是由于楼船将军杨仆因耻居关外而请求武帝移关。本文从秦朝至西汉初年国家地域控制变迁角度,论述汉武帝时期向东推延函谷关这一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指出实际上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地域政策与大关中布防方略的大调整,所做调整,并不仅限于函谷关一处,时人称之为"广关",其本质用意是增益拓广关中的范围。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之后,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楚人源于关中平原新证——以清华简《楚居》相关地名的考释为中心

楚人(族)的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楚史研究者的艰难研究课题。清华简《楚居》的面世,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既有楚人源于关中平原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楚居》12个早期地名皆在今陕西省境内:"畏阝山"即蒉山,在蓝田县境;"穴穷"即镐京,在西安市西;"乔山"即峣山,在蓝田县与商州区之间;"爰陂"即原陂,在蓝田县境;"汌水"即灌水,今赤水河;"方山"即华山,今华山山脉;"盘"即蕃,"京宗"即郑荆,皆在华县境;"哉水"即兹水,今灞河;"屈"即冢,今商州区境;"鄀"即上鄀,在洛河、丹江上游;"夷屯"即丹阳,今商州区境。这些地名位置的落实,为楚人源于关中平原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为楚文化之谜的破译奠定了新的历史地理基础。     

五代防御、团练州考述

在唐末旧置的基础上,五代继续增置防御、团练州,至后周末,境域内共计19个防御州、10个团练州,且分布重心逐渐由唐末的关中、中原西部地区东迁至以汴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中原、淮南、河北南部等地区防御、团练州呈现出纚联成片的趋势。此外,防御、团练州还成为中央削弱方镇力量的重要举措,从内部结构来看,设置防御、团练州使得辖3州以上的方镇逐渐向辖2州的方镇趋近,从而使得中央对地方军政的控制力大为强化。     

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角色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了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面临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也开始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一方面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被动特征,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这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     

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山东大汶口文化西来,到达河南东部、中部甚至西部地区;湖北屈家岭文化北渐,到达河南西南部、南部和中部地区。两者在河南交汇,这在中国考古学上是独树一帜的。从地层叠压关系可以看出,它们往往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反映了这一系列文化的消长、取代和变迁。大坟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深入河南所到之处,对与之相遇的晚期仰韶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河南的大坟口文化展示了黄河中下游古代文化的交流,而河南的屈家岭文化则连接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