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方精英群体的养成机制初探——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科举废除后,近代地方社会精英群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士绅凭借旧时功名,新式精英依靠学堂学历,跻身于地方政权建设中。地方精英养成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过渡化的特征,并伴生劣质化的特征。     

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府属各县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商业势力及经济实力的相对滞后,绩溪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徽州府较次的位置.清道光年间,随着商业实力的相对增强以及休宁县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文会以及宗族成员开始日益重视并致力于振兴科考的努力,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围绕着筹集乡试盘费资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等主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良性互动.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典商等围绕科举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是清代道光年间徽州地域社会内振兴科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志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被冠以“望族”。值得注意的是,自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后,“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或军功变为科举。至少在明清时期,“望族”基本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尝试用“科举家族”的概念代替传统的“望族”,其意义在于凸显科举制对传统社会的型塑,赋予“望族”以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涵。清代甘肃修志156种,其中可以考知的由科举家族编纂的有11种,涉及的科举家族有7家。虽说科举家族编纂志书在清代甘肃并不普遍,但这些志书多为上乘之作,其中四种被民国史志学者张维誉为陇上名志。另外,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科举制度与日本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曾经对周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律令时代的日本也实施过通过考试录用官吏的制度,简单地说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是不符合实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并没有出现科举的繁荣,科举选官制度也没有在日本长期延续。其原因在于贵族势力强大,使日本缺乏实施科举的社会基础。无科举这一点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实用主义教育的发展,西方文化的传播,尚武精神的形成,人才成长的多元化等都与无科举有关。     

要修好志须读书

修志是运用知识的劳动。古代地方修志,一般由主政者负责或领衔,设局聘员,临时行事;而具体纂修者则是地方文人或有功名的绅士,他们多是当地的文化精英。如今社会发展、政府重视、众人参与．修志成为常态化的专项事业,     

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文教治理

在广西府江流域,明清两朝对这一流官区域的有效控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明代推行的军事高压政策并没有能够遏制府江的动乱。清代改变统治策略,推行文教治边。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相互配合下,王朝文教的推广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文教普及的形式出现,并与边疆秩序互为契合,实现了府江流域的长久安定。但是,乾隆中叶以后伴随着文教普及的中辍,带来了"冒籍混考"、"文教空白区"等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冲突与动荡。这一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为解决清代如何在边疆地区具体地推行和落实文教治理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个案。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婚姻论财研究

婚姻论财是婚姻缔结的一项重要礼仪形式。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贫困化的加剧、男多女少趋势的强化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婚姻论财逐渐超出了农村社会的承受范围,进而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针对这种现象,地方精英与农民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地方精英大多站在批判或者消极承认的立场上,采取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实现的社会基础及社会土壤。农民通过领养童养媳等变通的婚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婚嫁两难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婴儿的生存权问题。童养媳婚俗现象并不值得肯定,但它的确是农村婚嫁困难情况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存在。     

国家需求、治理逻辑与绩效——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政策研究

论文梳理了中国政府在设立归难侨的安置制度以及制定相应的华侨农场政策中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政府对华侨农场及归难侨的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设立之初强调"政治任务",到体制改革后注重"经济发展",再到后来对"社会和谐"的重视。华侨农场的设立具有安置归难侨、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属性。但是,政府对华侨农场以及归难侨长期的特殊照顾导致了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出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归难侨生活的目标,政府对华侨农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政策给华侨农场及其社区内的归难侨群体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冲击,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张力的两难。国家的这种二元需求与社会结构、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互动,共同影响了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治理政策的变革轨迹以及治理绩效。     

余庆毛氏清朝科举人物考

余庆毛氏入黔已有千年,有科举功名人物记载自清始,据各文献统计,有清一朝,有功名者达百余人,达到余庆县科举人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为官者造福一方,居乡者为地方乡贤.本文对清朝毛氏取得科举功名人物的考察,至少说明余庆取得功名的毛氏有相当部分是土司后裔,余庆毛氏大批科举人物的出现,表明余庆土司对科举这种国家制度的充分认同.作为地方表率,这一群体维护了地方稳定,推动了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宣化辽墓壁画所见之茶具考

本文结合《茶经》等文献记述,对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所见之茶具作了考辨,并对其时北地饮茶之俗的流播、自身的地域特色及古人的"一器多用"现象作了探讨。     

镀金时代美国西部牧区的资本流入

内战后至 1 9世纪末 ,美国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过渡时期 ,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美国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内战前尚被称为“美国荒漠”的大平原地区 ,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开拓为辽阔的“牧畜王国”。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的流入 ,对促成美国西部牧牛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西部牧区在引资中也有一些负面教训。探究美国西部牧区资本流入的得失 ,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镀金时代美国西部牧区的资本流人

内战后至19世纪末,美国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过渡时期,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内战前尚被称为“美国荒漠”的大平原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开拓为辽阔的“牧畜王国”。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的流入,对促成美国西部牧牛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西部牧区在引资中也有一些负面教训。探究美国西部牧区资本流入的得失,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Poverty in the South and in the North

This article presents statistics and literature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and between the South and North. The main discussion is focused on identifying which years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creased in the UK and US, and to give some tentative reasons for this. The objectives are to show the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the term 'poverty', the magnitude of 'povertie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North. The experiences of particularly the UK and US contain lessons that may be useful for policy format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South.     

新时期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探析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越来越成为就业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因此,了解农村女大学生就业现状,深入分析这一社会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twork Society-Rethinking the Principles of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

The Dutch planning system rejoices a very positive repu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lanning literature. Yet both the conceptual orient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of Dutch planning are eroded. New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have emerged that effectively form a 'shadow structure' to the official planning system, eroding both its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is instititutional development is to be understoo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larger processes of social change to which the system has so far not responded: the coming 'network society'. In light of this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Dutch planning could enhance both its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by reconsidering some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planning system.     

塔里木河下游地区交通变化所反映的历史环境变迁

文章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结合野外调研,研究历史时期以来塔里木河下游的行政变化和交通变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下游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研究认为,从细石器时期到汉晋时期,塔里木河下游气候湿润,生态环境比较稳定,人类活动从原始经济向汉晋城邦文明稳步演进,对外交通便利,形成塔里木盆地东部重要的鄯善（楼兰）独立王国：东晋以后,气候逐渐变干,下游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枢纽和交通线路被废弃,鄯善国消亡,塔里木河下游绿洲成为封闭的游牧区：18世纪中期以后,下游绿洲归属吐鲁番政区管辖,对外联系再次畅通,是因为这一时期气候湿润：19世纪末期,气候变化剧烈,再次变干,塔里木河下游与吐鲁番之间的政治、交通联系中断,开始属于塔里木河流域的上一级行政区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