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编钟组合的礼制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古文献记载的编钟编列与等级,将考古出土的编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认为《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形式是有的;但是《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等级与考古发掘所见到编钟组合形式不完全符合。本文论述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认为《周礼》所载是战国以后的理想化模式,不是西周时期的礼制。编钟的组合规制与贵族的财力、国力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的发展,编钟的组合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     

几件明清时期书画装裱用纸的检测和相关问题分析

纸张的好坏及使用位置和使用方法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书画装裱和修复的好坏,是影响书画装裱修复的重要因素。为此通过对明清时期几件书画装裱用纸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明清时期书画装裱用纸中以竹纸和有竹子为原料的纸张居多,不同纸张分别应用在不同环节上,同时,宣纸也作为书画装裱用纸使用。这和当时文献中记载的情况大致相似。     

两千年前驱火者的形象——一件汉代陶制井图

近代科学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被采用后，人们认知历史的选径从以前仅仅依赖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又增添了通过对先人遗物科学分析的新途径．从而对历史有了更客观、更广泛和更深入的了解。一般讲古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只有对当时所谓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记载，这种记载往往又过于简单．对于广大先民丰富多彩的日常社会生活则有很多的失载。     

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物考古研究越来越被重视。现阶段,我国在文物考古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文物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的缩影,能够使我们了解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笔者就针对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保护文物的方法。     

和纸与古糊在日本挂轴装裱中作用的探析

纸张与浆糊是书画装裱的重要材料,其性质影响着裱件的整体美观与保存寿命。日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装裱样式,并结合自身的文化艺术特点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装裱材料——和纸与古糊。在挂轴装裱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性质的和纸与浆糊,体现出日本对传统装裱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同时,古糊与和纸结合使用,相得益彰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传统书画装裱工艺的继承与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揭开中国文明的“老底儿”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说,很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是“揭老底战斗队”。其实,在“揭老底”这方面,考古的能量比文献记载还大,因为考古有时还可以“揭”文献记载的老底儿。     

书评书讯

《秘境探古:西藏文物考古新发现之旅》西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从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的"禁区"。人类是何时踏上这片高原的?又在这里创造出哪些古老的文明?这些古文明与祖国的中原、西域以及其他地区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些在文献记载中仅有只言片语的西藏远古历史,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证据开始揭示出它们神秘的面纱,将其瑰丽多彩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秘境探古:西藏文物考古新发现     

论古蜀文化的消逝和寻觅

古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起源之一。不仅有《华阳国志》的记载,更有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一大批考古证明。但是,像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的古蜀历史和古蜀文化,在《华阳国志》等关于古蜀历史文化的文献记载中却找不到记载。笔者试就古蜀文化的消逝和寻觅进行探讨。     

浅谈渤海考古研究的几个阶段

20世纪,渤海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人们对渤海的认识从书本文字的了解进而看到渤海留下的遗迹,这无疑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因为研究渤海历史仅仅依靠文献史料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在文献记载极其简略又零碎不全情况,渤海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浅谈渤海考古研究的几个阶段

20世纪,渤海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人们对渤海的认识从书本文字的了解进而看到渤海留下的遗迹,这无疑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因为研究渤海历史仅仅依靠文献史料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在文献记载极其简略又零碎不全情况,渤海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论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说——兼与《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一文商榷

禹都阳城,古无异说。但阳城的具体位置,历来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所以指望用文献记载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国科学院(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提出利用文献记载结合田野考古实地调查来解决问题。他在分析和研究有关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于1959年夏天,以70高龄亲赴豫西四县进行“夏墟”的考古调查。调查的第一站是登封县,先在县城附近调查了几处遗址以后,即动身前往文献上记载的颖川阳城,即登封告成镇开展调查,在镇的西面约1公里处发现了八方遗址。     

都兰热水一号大墓考古研究的重大收获——兼与仝涛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先生发表于《考古学报》（2012.4）的《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对热水一号大墓从形制与规格、年代、身份推断、古藏文文献关于吐谷浑邦国记载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考证,     

定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综述

定窑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传世品,是古陶瓷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窑场之一。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湮没已久的定窑窑场于1922年被重新发现,经过百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逐渐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定窑研究正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礼俗之间:“古不墓祭”研究反思

"古不墓祭"问题是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一争端历时持久,且因近代以来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而更加尖锐。通过对"古不墓祭"问题的概念进行溯源,分析它的文本情境与社会环境,对其所表述的内容进行限定,再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爬梳,可以发现"古不墓祭"的争议存在于礼与俗两个层面。这场争议反映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一些隔阂。考古材料的解读要根据大的社会背景,不能简单地用考古发现否定文献记载,亦不能拘泥于文献而无视考古发现。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试论几项河北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

<正> 中国历史悠久,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这在古文献中有很多记载。但文献的记载是很不够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仅留下了许多空白和缺环,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偏颇和错误,还须通过现代考古学提供的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去补充它,证实它,纠正它,才能够符合历史的真实。现代考古学的补史、证史、正史作用,在下面几项河北考古实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写给《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的话

巴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20世纪中叶以来巴蜀地区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曾尝试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巴蜀地区的地史与文化,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人类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相结合,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林向先生长期致力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探索古蜀历史,其著作便反映了他的研究心路历程与学术脉络。本文对此作了深入的介绍与评述。     

藏族的酒具

谈到藏族的酒,大家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羌”（chang）,即青稞酒。对于酿酒史虽然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西藏各考古遗址的出土酒具和关于饮酒的文献记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藏族的酿酒历史。     

纸质档案、文物保护刍议

纸质档案、文物一般是指档案、书籍、文献、书画、碑帖、报纸等纸质藏品。随着岁月的流逝,内在和外在有害因素等都会造成纸张的变质和损坏。因此,研究纸张损坏的原因及其保护方法,便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一、纸质档案、文物的种类 纸质档案、文物是由纸、墨迹、油墨、颜料以及粘合剂等材料构成。这些材料质量的好坏,     

长沙东汉简牍所见“纸”“帋”的记载及相关问题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存在丝质和植物纤维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纸。从目前所见内容分析,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载"纸"应是丝质纸。尚德街与东牌楼东汉简牍关于"帋"的记载,反映了蔡伦改进造纸术后,植物纤维纸的使用情况。从"纸"到"帋"的演变是造纸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表现。随记事需要而剪裁成一定形态的丝帛被称为"纸"。社会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丝质絮纸制造技术的发展。由于存在成本高等问题,缣帛纸和丝质絮纸的供给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与丝质纸相比,西汉已经出现的植物纤维纸,不仅原料易得,而且更加廉价,对其制造技术加以改进使之完善,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蔡侯纸"就是这一背景下,植物纤维纸制造技术改进的产物。作为书写载体,"纸""帋"的原料虽然不同,但是它们制造技术的相似性与主要功能的一致性决定了其名称的延续性。随着丝质纸的式微与植物纤维纸的普及,"纸""帋"字形差别在实际使用中逐渐被忽略,最终统一为"纸"这一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