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关系的真实面貌:17—18世纪朝鲜对清危机意识和防御措施

正清在入关之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两次攻打了朝鲜(指李朝)。一次是在1627年(天聪元年),朝鲜国王仁祖避入江华岛,双方结成了兄弟关系,史称"丁卯之役",朝鲜称"丁卯胡乱"。另一次是在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亲征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称"丙子胡乱",其结果朝鲜战败投降,国王仁祖出南汉山城,向皇太极称臣纳贡,双方结成了宗藩关系。根据《南汉山城盟约》,朝鲜要岁时朝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17世纪至20世纪中期朝鲜牛的对外出口

朝鲜牛素以体质强健、性格温顺和全面的役用性能而著称于世。清朝入关后,朝鲜牛作为重要的民间交易品目与清方交易。近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开发和人口的增加,朝鲜牛在周边国家受到特别青睐。尤其是日本,日韩合并后,每年大量进口朝鲜牛以补充国内耕牛及牛肉不足。     

《江华条约》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

《江华条约》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不仅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起点,同时也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起点。日本通过该约第一款,否定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为其逐步吞并朝鲜并挑起侵华战争做了铺垫。日本把这一条款当成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法宝,在中日朝关系的所有重大关头,都把朝鲜同与其唇齿相依的中国隔离开来,逼迫朝鲜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至最后利用该条款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从“壬辰倭乱”看16世纪的东亚国际格局

1592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公然发出挑战。明朝出于对朝鲜的"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出兵援朝抗倭。经过中朝两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对中朝日三国历史的发展和16世纪及其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     

甲午战前中朝关系与朝鲜电报线的建设

由西方人发明的电报通信技术,在军事、政治领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19世纪后期,朝鲜国门洞开,日本及西方列强相继进入朝鲜半岛,使朝鲜局势变得日趋复杂。甲午战前,中朝依旧维持传统宗藩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深刻影响了当时朝鲜电报线的建设。中朝围绕朝鲜境内电报线建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朝方目的是争取电报通信自主权。中方则是为防止日、俄攫取朝鲜电报通信利权,维护自身在朝电报通信优势地位,以应对朝鲜局势。     

论清政府对犯禁朝鲜垦民的土地政策

清在东北厉行封禁时期,朝鲜北部六镇边民因生活之苦,犯禁潜入图们江,鸭绿江以北采参捕鹿,以资生计,至19世纪后半期,朝鲜北部连续几年发生自然灾害,民不犯生,大批涌入我国边境定居耕作。清对朝鲜灾民只要“Ti发易服”,对其开垦之土,“清丈升科”,并赋予土地所有权。《间岛协约》只是再一次重申这种权力而已,并非日本所说的那样,是他们在这个协约中为朝鲜垦民争取到土地所有权。     

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

朝鲜的兴亡是近代中国人从传统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重要参照物,因而中国人的韩国认识与近代思想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东西思想的冲突,以及深厚的历史记忆,使近代中国人在对韩认识方面往往不得不面临种种情感和思想的困境。首先,对于大韩帝国灭亡一事,虽然中国人普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和侵略行径,但是为了唤起国民,追求自强,中国人又往往更愿意从其内部来寻找其亡国之原因;其二,在如何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下朝鲜的殖民地近代性问题上,有人持肯定、甚至赞叹的态度,也有人认识到近代化成就背后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痛,直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才基本统一到彻底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之上;其三,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往往受到历史记忆的很大影响,对宗藩关系的记忆增进了中国人对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同时中国支援韩国独立运动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朝鲜半岛对于中国来说有重要的地政学意义,关系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对韩认识的复杂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

"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战略,改变了东亚历史的进程。以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朝鲜人,出于国家总体战略的考虑,为了维持中朝宗藩关系,防范日本入侵,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精心设计了一个以铲除李昰应为中心的处置方案,并说服清政府成功实施。事实证明,朝鲜人才是筹划处置"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从而加剧了其背清自立的离心倾向。由于中朝生隙,联盟解体,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一清政府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中朝两国一直遵循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友善交往。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发生,日本在兴师朝鲜的同时,又派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     

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北大核心CSSCI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     

朝鲜赴清朝使团的文化交流活动

本认为在中朝宗藩关系中化思想交流活动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这种化交流活动是朝鲜使团的重要任务,并进而对朝鲜使团的交流活动进行了阐述。     

《滦阳录》新谈

殷商末期,箕子率众至朝鲜,中国与朝鲜交往自此开启。唐时期,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到元、明、清时期,朝鲜更是定期向中原派遣朝贡使者,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燕行文献"。《滦阳录》描绘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清鼎盛时期的社会百态。作者柳得恭与清朝文士的交往,及其问贤求书的积极态度亦可以反映出朝鲜文士的"北学"思想。     

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