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两河流域出土了大批碑刻和泥板文书 ,同文献一道可以建立一个内在的相对年代体系。亚述地区的《名年官表》等文献是公元前一千纪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日蚀数据和文献材料 ,亚述名年官记录的日蚀日为公元前 763年 ;以此为基点 ,亚述历史年代可以直推至公元前 15世纪。天象预兆泥板提供了古巴比伦王朝第 10王的第 1— 8年的金星运行记录 ,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金星运行史表 ,年代学者提出了“高年代体系” ,“中年代体系” ,“低年代体系” ,对其分析、推演表明中年代体系与历史文献提供的相对数值最为接近 ;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年序得以建立。公元前三千纪上半时期定义为“早王朝” ,并分为三期。     

科尔德威与巴比伦城的考古发掘

<正>巴比伦城发展史巴比伦城是两河流域文明进程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位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85公里的巴比伦省希拉市(Hillah Babil)。在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34~前2193年)、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时期,巴比伦城还是隶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邦。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陷入分裂的局面,来自叙利亚地区的阿摩利人首领苏穆阿布占领巴比     

《拉格什王表》译注

《拉格什王表》是古巴比伦时期拉格什的书吏追溯当地从洪水后至古地亚时期历史的泥板文献,它不仅列举了拉格什地区的历代统治者,而且叙述了农业等人类文明诞生的简史。拉格什是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比较重要的一个城邦,也是迄今楔文泥板较为集中的发现地之一。《拉格什王表》作为拉格什地区早期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意义重大。     

统一视角下的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研究——以《汉穆腊比法典》、书信和铭文为依据

经过30余年的外交斡旋和军事征服，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于公元前1755年重建了两河流域的统一王权，结束了该地区200余年的政治分裂局面。而文化传统、习俗和法律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对新兴的巴比伦帝国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汉穆腊比法典》、铭文和书信等出土文献表明，他承继了两河流域原有的国家治理传统，以“王权神授”的理念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的指导下，以法确立和维护巴比伦的社会秩序，保护其臣民的财产权利和生命安全。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的理念和举措，为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治理理念和传统提供了重要参考。     

两河流域钱币回眸——伊拉克钱币溯源

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世界四大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巴比伦和亚述经济发展已很繁荣,但并没有出现法定的钱币。留存的文献记载中,贡赋、买卖、借贷和处罚都还限于金银、谷物、奴隶和动产等实物。著名的巴比伦《汉莫拉比法典》中没有钱币字样。亚述时代一头骆驼价为841克白银。阿舒尔·尼拉里(前1307—前1275)从中东掠得大量骆驼,竟狂跌到4·2克白银!可见当时商业还基于实物交换。公元前539年,两河流域沦为波斯人的一个行省。大流士一世(前521—前486)时,波斯统一发行大流克金币(图1)和西格罗斯银币(图2),在波斯帝国统治范围内统一使用。…     

一部探求古代两河流域经济活动的拓荒之作——《古巴比伦时期不动产经济活动研究》述评

<正>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文明,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对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公元前539年8月,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王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两河流域文明走到历史尽头。今日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之上     

苏美尔泥板文书中的谚语格言

<正>在两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出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其中的智慧文学更是世界古代文学中的奇葩。谚语格言是苏美尔智慧文学中一个重要分支,多数来自于民间的口头创造,少数来自一些被吟唱的经典作品。在广义的谚语格言集中,还包括少量的动物寓言。最早的苏美尔谚语格言集发现于阿布萨拉比(Abu-Salabikh)遗址(位于今伊拉克尼普尔古城西北)出土的一批早王朝时期的泥板文书中,其年代约     

古代两河流域早期王衔的沿革与国家形态的演变

古代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一般都拥有许多头衔和名号,有些头衔反映了统治者与神灵的关系,有些头衔则反映了国王的权势。^④古代两河流域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都致力于开疆辟土和拓展势力范围,国王的权势往往体现在其控制的疆域面积上。国家版图的扩大往往会引起国家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国家形态的演变,上述变化往往体现在彰显国王声威的头衔的发展演变上。因此,本文拟追溯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城邦争霸阶段(The Period of Struggle for Hegemony,约公元前2600—前2350年)以及阿卡德王国(Akkadian Kingdom,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与乌尔第三王朝(The Third Dynasty of Ur,简称Ur III,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时期标志统治者权势的头衔的历史沿革,来考察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情况。     

卡尼什城的考古发掘与古亚述学研究

19世纪末古代的卡尼什城在土耳其中部的屈尔台培遗址被发现以来,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至今。在百余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不断出土。对古亚述泥板文献的来源、数量、类别、内容的梳理和统计分析表明,这些泥板主要是亚述商业殖民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700年)亚述商人留在这里的商业档案和法律文书等,而且卡尼什城是当时亚述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有关亚述与安纳托利亚的政治关系、亚述的社会结构、长途贸易的基本框架等古亚述社会宏观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近年来,研究方法的进步和新证据的不断出现,不但为古亚述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而且使一些旧的学术观点面临重新评估。     

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综述

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学的早期研究中,"智慧文学"这个术语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很少有人提出质疑,直到英国学者兰伯特《巴比伦智慧文学》的出版,情况才有了转变。一些学者开始采用"说教文学"以取代"智慧文学"的使用;另有一些学者则完全放弃使用类似的术语,把考察作品的智慧主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笔者认为,无论"智慧文学"还是"说教文学"都不是一种文类,完全放弃使用"智慧文学"术语是不可取的。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文献整理出版、分类归纳和多元化研究等3个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尚缺乏系统研究,即使在一些著述中有所提及,也多为介绍性文字。     

古代撒马尔罕钱币的演变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正索格底亚那(Sogdiana,汉文史籍称之为"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前波斯时期的索格底亚那被称为"加乌—苏格达"(Gava-Sughdha)~([1])。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Cyrus Ⅱ,公元前590-前529年)征服了索格底亚那(Sug(u)da),并在锡尔河流域建立了居洛波利斯(Cyropolis),从此,将索格底亚那置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统治之下。之后,索格底亚那相继经历了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塞琉古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治。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灭亡标志着希腊人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白银的货币功能探析

关于两河流域历史上是否使用货币以及何时开始使用货币的问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在古代货币问题的研究上,卡尔·波兰尼所区分的四种货币功能,即支付手段、价值标准、交易媒介和储存手段,已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共识和出发点。利用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温马省的经济管理文献,可以追踪白银在该省经济活动中的流通过程,进而论证白银的上述四种货币功能对温马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乌尔第三王朝高度集中的再分配经济中,白银所执行的货币功能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包括缴纳赋税的依附民、温马省政府和王室)都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和自由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温马省神庙宝库记录初探

本文初步梳理了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温马行省出土的神庙宝库记录。这些记录记载了温马社会的中上层成员向当地的多位神祇,尤其是温马的保护神沙腊,所进献的许愿物和还愿物,主要为宝石和贵金属制成的物品。研究结果显示,在神庙中设有专门宝库存储这些贵重物品,且有专人负责管理。本文还进一步推断,对这些奉献物享有支配权的是温马总督,而非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医学文献

一个世纪前,学术界还不知道古代两河流域存在苏美尔和苏美尔语。1877—1900年,萨冉克(E.de Sarzec)领导法人开始对今两河流域南部的特罗、进行了11次有系统的发掘;1889—1900年,美国宾城大学先后由彼得斯、海尼斯和希尔普来希特领导,在尼普尔遗址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发掘。根据特罗和尼普尔出土的大量铭文资料,欧美学者通过阿卡德语成功地释读了人类最早的文字和语言——苏美尔楔形文字和语言,从而继亚述学之后又为人文学科的百花园增添个一了引人瞩目的花卉——苏美尔学。随着对两河流域南部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全面展开,苏美尔学已经并正在取得越来越惊人的成就,不仅使人们对诸如古代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物质财富直接生产者所受剥削的性质的国家政权的形式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进展,并使人们对古代世界文化的历史不得不进行全面的改写。以本文所     

秦汉郡守称谓系年与定年——以简牍、封泥、碑砖为考察中心

依托郡守称谓系年进行出土文献年代推定是一种重要的定年方法。打破以往定年研究重在单一文献或朝代的做法,尝试结合简牍、封泥、碑砖等数据,长时段考察秦及两汉甚至魏晋郡守称谓及相关用语变化,发现郡守称谓有四个变化点：一、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二月之间“守、大守”并称变为“守、泰守”并称;二、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三月至九月之间“守、泰守”并称变为纯称“守”;三、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至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之间纯称“守”变为“守、大守”并称;四、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之间“守、大守”并称变为纯称“大守”;五、魏晋时期逐渐普及改称“大守”为“太守”。郡守称谓及相关用语系年可用于重新推定一些出土文献的年代问题。     

广州外经机构沿革

广州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早在新石器时期,广州在未形成港市前,就与我国北方和南洋各国有了交往和物与物的交换关系。 广州又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公元前4、5世纪,就与巴比伦有贸易往来。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比张骞于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建元二年)第一次     

“春秋”“战国”名称的来历

正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阿卡德帝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正>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是指约公元前2316至公元前2173年,由萨尔贡(Sargon)建立,从萨尔贡到沙卡里沙(Sharkalisharri)四代共五位君主统治的两河流域统一王朝,有时候也称为萨尔贡帝国、阿卡德王朝或萨尔贡王朝。⁽(1))阿卡德帝国通常以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帝国”著称,萨尔贡、纳兰辛(Naram-Sin)更作为君主的正面或者负面典型在后世的两河流域传颂。⁽(2))     

丝路贸易与中国古代白银货币

正一中国古代早期没有白银货币白银属贵金属,具有耀眼夺目的金属光泽,是人类较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早在公元前三干纪,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银就已经出现,乌尔王陵出土了大量公元前2500年或更早的金银器~①;在古埃及,白银出现在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年以前),约公元前2500年,银焊被用于焊接天篷的铜柱~②;在地中海周边其他地区,约公元前2000-1600年,克里特岛的米诺文化中期已出现白银~③。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

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启动以来,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学科的协同努力,到2000年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西周年代学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琉璃河遗址和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与测年,建立起基本的年代框架;同时构建金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了列王的年代。武王克商之年通过沣西等遗址的分期和测年以及甲骨文月食的记载并结合文献的研究,将范围缩小到公元前1050～前1020年;通过推排金文历谱和对武王克商时天象进行推算,选定为公元前1046年。商后期年代学以殷墟文化分期和测年为基础,通过甲骨文月食、晚商年祀.文献记载等研究,给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殷墟甲骨测年已经取得初步结果,定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00年。商前期年代学主要依靠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历史地理学和文献的研究,估定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夏代年代学通过对文献中夏积年记载的研究以及对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和测年,暂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