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康有为在青岛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实在于他力倡变法,主张改革,并成为戊戌维新的闯将。 鸦片战争后,帝国产义入侵,康有为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皇帝。在德国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变法主要是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国外。 那个时候,康有为并没到过青岛…     

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

在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中,郑观应虽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称,但是严格地讲,他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的改良主义较多地表现在口头上、笔墨上,一旦变法来临,却畏葸不前,置身事外。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康有为、梁启超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

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主将。他们在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时,常引据外国历史昭示中国的发展前途,上醒皇帝,下喻百姓。印度是他们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康有为著作中讲到印度的约有84篇200处,梁启超有近100篇200多处。这样多地讲印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举印度之事警中国”很有说服力。尤其重要的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     

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

今年是光绪皇帝逝世100周年。光绪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有两点突出的事迹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当了把古代中国和平改造成为现代中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维新党人。其二,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     

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

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他对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从而使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

光绪皇帝给人的印象是“窝囊废”。人们的这一印象当然不错,笔者丝毫没有为他“翻案”之意。对于光绪皇帝的优点,例如,他主张抗击日本侵略,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史家们已经说得不算少,笔者也不拟在此啰嗦。本文想说的是,在上述两项优点之外,他还很有点见地,例如,他的新闻思想就算进步,领先于中国当时的时代潮流,对后世也不无借鉴意义。     

论《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舆论影响

<万国公报>自改版后,利用其舆论影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建议中国进行改革,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素材.在变法过程中,它直接推动了运动的开展,并对开启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人士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精神之父”梁启超的报人生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早期革命的“精神之父”。他是通过办报撰述而进行思想启蒙活动的,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言论骄子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动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这便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受阻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必须要开…     

“公车上书”本义考

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五月二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一事件     

从《物质救国论》看康梁的原则分歧

1905年春,康有为写出《物质救国论》(下称《物论》),作为“救国之急药”,命梁启超印布,却遭到了梁的冷遇。有的研究者认为:《物论》为中国设想了一个“迅速的、高度的、全面的工业化计划”,梁对之表示“轻视和怀疑”,对康后期建设性思想“始终没有理会”,并发表对“物质文明失望”的论调①。据此,作了褒康抑梁的评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作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当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新民说》的启蒙意义在于,当资产阶级革     

康有为的改革开放思想

康有为是戊戍变法的领袖,所谓变法就是改革开放,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改革中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戊戍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是中国最早主张改革开放的先进思想家和政治家。     

“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新发现的谭嗣同扇面 沧海遗珠

前不久我在杭州收藏品市场,觅得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墨迹扇面一柄,内容是写爱当山和尚发弘愿铸护寺钟上的铭文,笔墨浓重,刚健有力。时乙未(1895年)六月,为谭嗣同在北京寓所寥天一阁所书,盖有“嗣同”印章。扇面送给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谭嗣同年谱》载:1895年谭嗣同三十一岁,春天,他在家乡湖南浏阳,认为变法要从团结志士“作育人才”开始,他于是设立了一个学会,在那里讲时势与救国道理,以集同志讲求磨砺。夏天,谭嗣同到上海,闻知康有为、文廷式在北京创立强学会,他即来到北京,参加维新活动。虽然未能见到康有为,却认识了梁启超,两个青年人意气相投,梁对谭倾倒备至。继     

才子苏曼殊为何欲刺康有为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奇才,他集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他创作的恋情小说以惆怅、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代才子苏曼殊.然而,这看似多愁善感的一介文士,一度曾想刺杀康有为! 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与康同行的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想与孙中山联合起来重组新党,但他知道康有为的执拗脾气.于是,梁启超便试探性地与康有为商量道:“此事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孙逸仙答应假如联合有望,他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去檀香山募捐.先生,我们现在困守异乡不是办法,要想重振大业,手中有钱才行啊!”     

一代史学宗师陈垣

一、“革命报人” 陈垣青年时代生活在故乡新会和广州。中国近代,广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地区,陈垣说：“广州滨海,得风气之先”。林则徐、张之洞督两广,提倡文化,引进西学,设书院,译书报,岭南风气大开。广州又是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基地,陈垣在广州求学时,受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的影响。广东又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反清思潮极为高涨。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熏陶下,陈垣青年时代就胸怀爱国救国之志,积极参加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郑观应：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杰出思想家

郑观应(1842—1922)是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他著书立说,倡言变法自强。特别是在成书于甲午战争前后的《盛世危言》五卷本和十四卷本中,他提出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构想,事实上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爱国进步思想家主张学习西方、富强救国思潮的全面总结,并对后来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等人产生了较大影响。     

恩爱姐弟恋·梁启超与李蕙仙

正中国近代史上康梁齐名,二者既是师生,又是变法的政治战友。但论及真实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做学生的梁启超要超过其师康有为。论学术,梁启超的新史学可谓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论文章,其风格汪洋恣肆,一篇文章可敌十方报纸,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论政治,他眼光敏锐,总能以今日之我打到昨日之我,一生总是选择正确方向:从最初拜倒在康有为门下接受的君主立宪,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