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执政官

在推翻王政、初建共和的过程中,罗马出现了执政官一职;伴随着共和早期平民争取与贵族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斗争,其形制逐步完善,官职人选也逐步向平民开放。作为罗马共和国最高的常设官职,执政官的行政与军事大权随着共和政府机构的完善,权限有所削减,部分职能旁落,但始终受制于处于国家权力中心的元老院。     

从古希腊的专政与民主谈起

"专政"一词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本意是个人独裁。罗马共和国遇有外敌入侵或重大危急事件时,最高执政官或保民官就被赋予绝对的权力,成为独裁者,称作狄克推多(拉丁文dictahure)。这个独裁者有权调动和指挥军队,中止法律,宣布临时法令。按照宪法的规定,这种专政不得超过6个月。由于执政官是由百人团会议推选的,权限由宪法规定,而且要接受元老院的节制,所以,这种专政是处在民主     

“法西斯”原是一种刑具

“法西斯”一词起源于古罗马.本义是“束棒”,指用皮带捆扎的一束棍杖,其中间常夹有一柄锋刃向外的斧头,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 当时,罗马的每一个执政官都有12名侍卫官,侍卫官肩上扛着一束打人的棒,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这束棒就叫法西斯,象征着权力,也是用来处死犯人的一种刑具.倘若有人犯了严重罪行,执政官宣判:“用法西斯对他处以死刑.”     

罗马共和国为何始终是贵族专政

所谓“共和政体”,系指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由于早期罗马是实行这种政体的国家,故叫罗马共和国。按照传统的说法,罗马共和国建立于公元前509年,在这一年,贵族领导人民废除了“王政”,从此,每年由森都利亚大会选出两名执政官治理国家。执政官必须由贵族中选出,由于任期短,权力有限,两人又彼此牵制,实际上并非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真正的决策     

古罗马等级制度中的显贵

早在19世纪,德国古典学大师蒙森就发现,在古罗马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一个特权等级——显贵(mbilis,或nobilitas),他们控制着执政官、元老院等权力机构,大权在握,地位显赫。20世纪初,另一位德国学格尔泽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罗马显贵都出身于执政官家族,     

保民官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

罗马共和末期,以格拉古兄弟为代表的保民官发起了一系列试图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共和体制的社会改革运动,从而在罗马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派系斗争和内战。在派系斗争中,保民官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及其所起的急先锋和吹鼓手作用,使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保民官的兴风作浪和深度卷入,并被不同派系集团操纵和利用,使其沦为了派系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保民官在派系斗争中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破坏了罗马共和政制赖以存在的平衡体系,把罗马从共和政制推向了帝制;另一方面,由于保民官不再捍卫平民的利益,成为派系集团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棋子,使其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和地位,因此彻底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逐渐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被保护人与罗马早期社会的等级冲突

罗马早期社会中的被保护人同贵族、平民的关系微妙。一方面,被保护人依附于贵族氏族;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平民接近。这种中间身份使被保护人阶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在某种意义上,贵族与平民的命运都取决于被保护人的立场。在等级冲突的初期(公元前5—前4世纪前期),被保护人总是帮助贵族反对平民的保民官。公元前4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被保护人似乎逐渐摆脱了贵族的控制。一种学术假说认为,在等级冲突中发生了一场被保护人的革命。     

罗马平民起源问题初探

在罗马早期史研究中，平民(Plebs)的起源问题是一个难点。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围绕“罗马平民最初是否属于罗马共同体的成员”这个问题，一些学认为，罗马平民主要来自王政时代被征服地区的移民，对于以“罗马人民”     

正常还是失控：罗马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问题探析

政治暴力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被认为泛滥于各个政治领域,严重破坏了各项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使政治秩序陷入全面混乱,加速了共和国的衰亡。然而,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的深入考察显示,暴力发生频率实际并不高,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选举秩序也未全然失控。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斗争舞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与分散了执政官选举领域的暴力冲突;执政官选举机构——百人团大会寡头色彩浓厚,军事性质突出,并在选举竞争中较少涉及施政纲领的争执,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暴力的发生。因此,尽管暴力现象常见于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之中,但是在具体领域呈现出的图景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罗马平民问题的由来及研究概况

罗马平民问题研究是古罗马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外,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着罗马平民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本质区别及等级冲突的实质等问题展开。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仍有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弄清罗马平民问题,对于深入研究阶级、文明和国家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斯巴达“监察官”与政治分权

深刻认识古代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价值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古典时期斯巴达的监察官主要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它的职权以监督、司法权为主,行政、宗教、军事和立法等权力为辅。监察官的建立推进了斯巴达的政治分权,增加了斯巴达政治的民主成分。     

封建皇权下知识分子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都是最恭顺、最合作的,他们极少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监督、批判权力的想法,人生最大的梦想莫过于“为王者师”,即替君王出谋划策,实在“师”不了,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个王者“臣”也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发动、领导者多半是像李自成这样的纯农民或刘邦这样的村干部,顶多也就像洪秀全这样的高考落榜生,绝少有通过高考独木桥的举人、进士之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     

古罗马失踪军团来到甘肃之谜

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大军入侵伊朗,伊朗军队围歼,6000余罗马军队突围,逃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后为西汉陈汤收降,回中国,安置在永昌县。甘肃省永昌县城南10公里处的者来寨,我国西汉元帝时期在这里设置“骊罢”,用来安置古罗马帝国降人。人们也许会,古代中国从未和罗马帝国交战,罗马降从何而来?这是一件历史悬案,萦绕在人类史上两千年。为揭开世界上这一桩重大历史悬案,学家们为此而苦苦探索。这桩历史悬案起因于一场惨烈的古代争,即公元前53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甘露年。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纠7个军团、约4.5万人的兵力,发动了对古安息,…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孙中山不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我（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觉得此说与事实不合。我认为,可以把孙中山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简称“平民革命家”）。     

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酋邦可以对应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邦”的“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经常提到的“族邦”。这样一种氏族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前国家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刚产生后的一个阶段。一些中外学者称中国这样一类结构特征的文明古国为“早期国家”,以别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国家,这种说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种补充。     

“漫游上城·最忆杭州”2017杭州(上城)国际特色休闲体验节季与你相约金秋

宋韵悠然,南宋皇城小镇的文化之旅 南宋皇城小镇:这也是继西湖、运河之后,杭州将打造的第三张城市名片.外现南宋风韵,内秀现代市井. 士兵换岗秀:每天早上九点上演,伴随着“开城门”的洪亮嗓音,一队手持兵器的“南宋士兵”从鼓楼大门口走出,领头的将军缓缓登上鼓楼宣读圣旨,宣布完毕后号角齐鸣,列队在鼓楼城门两侧的“士兵”随着鼓乐进行军事操练.     

西周金文中的“dui”和西周的军事功能区

西周金所见“师”,是了解西周王朝权力实现方式的重要视角。西周“师”组织的基本编制、驻扎地域、职事管理系统、土地构成要素及权力来源等一般特征表明：西周之“师”既是军事组织,也是承担特殊职能的具备独立行政能力的地域组织。其此种复合的特征,可以用“军事功能区”这一概念来表述。     

对《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一文的两点看法--与季鹏先生商榷

“养成教育”是培养军官教育的一种形式,教育对象是从地方上考试录取的应届毕业的适龄学生,到军事学校后由基本军事常识学起,毕业后到部队担任初级军官。士兵的军事教育称训练,没有“养成教育”一说。抗战中军事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初、中级教育由军训部办理,高级教育由军令部办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中级教育,没有“办理”过其他学校的教育。     

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

自戊戌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权力下移的平民化过程;相应地,反平民化（或者说精英化、贵族化）的声浪也一波波泛起。中国传统的平民概念至晚到两汉时期已经形成,辛亥革命时期的“平民”一词,既保留了传统的意义,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当时知识界人士,特别是革命党人,不仅尊崇、同情平民,而且贬抑绅士与贵族,公然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平民政治”。但是,革命非但没有使中国实现平民化,反而造就了一批新贵。然而历史是连续的,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澎湃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平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