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礼部宗教管理方式刍议

金朝礼部的宗教管理方式是对中原王朝尤其是唐宋时期管理手段的一种继承,主要包含僧道度牒管理和寺观敕额管理。其中,僧道度牒管理是对僧道获得度牒的途径进行管理,主要包括试经、恩度、进纳三种形式;寺观敕额管理则以官卖敕额为主,这与前代管理方式大为不同。金代宗教管理手段反映了金朝统治者对于宗教持有限制和控制的态度。     

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

金代曾长期推行过官卖僧道度牒、紫衣师德号、寺观名额和僧道官职政策 ,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造成了多种社会弊端 ,使原来属于宗教文化的度牒、紫衣师德号、寺观名额和僧官道职皆变成了特殊商品 ,从而使过去的学优则僧变成现实中的有钱则僧 ,使过去的解行高洁可得紫衣师号或举为僧道官 ,变成现实中的钱广谷多可买紫衣师德号或僧道官职 ,结果极大腐败了僧道众刻苦攻读经业和着意修行的良好风气 ,窳败了僧道徒队伍 ,其综合素质为之下降。     

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

明代的盐法是从宋元时期的盐法继承而来的,在国家专卖制度下组织了灶户制度,随着明初钞法的破坏,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明代的盐法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允许余盐和正盐一样可以公开进入国家的专卖体系;明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纳银开中制度等。所有的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盐法自身的变化,它也引起了与明代盐法变化密切相关的商人的地位与命运的变化。     

明初币制改革初探——兼论大明宝钞在明初的积极意义

元末统治者＂开河变钞＂,物价飞涨,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纸钞一度退出流通。明初朱元璋进行了币制改革,重新确立了一套以纸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在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背景下,发行纸钞成为明朝政府解决军费、恢复建设等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尽管正统以后纸钞逐渐废弃,但在明初却为国家统一与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多面的他者:16至20世纪中叶西方视野下的萨满形象

16至20世纪中叶,作为"他者"的萨满被西方人塑造成多种形象:中世纪时的异教徒、恶魔代言人;启蒙运动时期的骗子;人类学视野下的信仰原始低级宗教的人、精神错乱者、部落的精神分析师等。萨满形象的每一次转变,都与西方社会自身社会思想和文化潮流的风向密切相关。     

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

朱元璋大行分封,与其持小农政治意识,受到蒙元家产制传统的影响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继承元代宗王出镇制度,二者皆以地方军事权为核心。但明朝在元、明之际民族冲突的社会背景、华夷之辨的社会思潮之下,回避制度建设与元朝的关系,从而将分封制度的渊源追溯至西周,并附会汉制,以加强其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显示出明初进行制度建设时,具有文化理想主义色彩。但明初分封制度仅具汉制形式,其实质大为不同,这显示出朱元璋顺应了时势的变化,又体现了政治现实主义色彩。朱元璋附会汉制,还与他以刘邦出身相似、地域相近,加以推崇与模仿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的渊源问题体现了英雄人物个人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还是历史大势。     

宋代"牒试"制度论考

宋代士大夫普遍认为,"牒试"是天水一朝科举考试中最阴暗的角落,也是腐蚀读书人心智的罪魁祸首。该制度源自于"别头试",是指由转运司组织的对各地官员亲属、门客等的科举选拔考试,大体上相当于州军发解试。宋朝实行"牒试"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防范官员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在地方科场中营私舞弊,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牒试"却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对官员亲属的照顾和恩惠。因此,与其说"牒试"为防弊之策,倒不如说是官员特权的直接体现。就"牒试"制度而言,总体上还是比较严密的,按照规定,凡参加"牒试"者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如须有关官员的担保,且必须是真正的官员亲属、门客,等等。然而,由于"牒试"录取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举子参加的发解试,因而各地方官员为了给亲朋故旧谋取功名,往往假冒籍贯、亲属关系或门客,通过种种违法"经营",使那些本来不符合条件的举子具备了法定"牒试"资格。结果不仅加剧了两宋时期的冗官危机,导致严重的吏治腐败,而且扰乱了科场秩序,破坏了科举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给宋代科场、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     

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

南北朝渐趋流行的异地察举和求举觅举之风为投牒自举提供了基础,而北朝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制则推动了投牒自举之法形成。在地方官学生源较为开放的传统和北朝后期游学大盛的局面下,北齐规定游学之士可与州郡学师生一并推择充举,确立了秀、孝应举就试的开放性,至此,投牒自举之法实非萌芽而已形成制度。隋唐常科贡士的相关规定和武周以来投牒自举者率多寄学应举的状态,即承此脉络而来。投牒自举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与魏晋以来举贡基础拓展、科目内涵调整、考试制度完善等事态相互呼应,一起构成了察举制错综演进为科举制的连续场景。     

“各族皆有家神”——以湘潭阳塘龙王信仰与周氏宗族建构为中心

湖南湘潭阳塘的龙王信仰,作为周氏宗族的家神信仰,与宗族建构密切相关,其发展变化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地域社会文化脉络。龙王信仰在周氏族人记忆中是明初周氏始迁祖从江西带来的,由周氏族人轮流奉祀,是周氏宗族早期建构的重要文化符号。雍正初年,周氏宗族编修族谱、修建宗祠、举行祭祖仪式,宗族制度自此成为占有经济资源、展示历史渊源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晚清以降,周氏宗族通过经管老龙神庙愈益体现其在地域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龙王信仰对于地域宗族和社会结构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涵。     

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

清初承袭明后期的“一条鞭法” ,对地方财政实行分级分类定额包干体制 ,同时大幅度删减地方财政预算 ,使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趋于萎缩。清中叶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原是为了弥补各级政府办公经费之不足 ,但由于此后盛行“就廉摊捐” ,使之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 ,由于清后期对地方存留经费实行全省统一结算制度 ,使基层政府失去了财政自主权。晚清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捐纳与厘金 ,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某些职能 ,但同时也促进了绅商一体化 ,推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四女传说——明清卫运河区域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

四女传说作为运河市镇四女寺的标志性文化,明初以前是口头形式的女性情谊故事。明中叶随着运河交通及市镇发展,官府和佛道的影响增强,出现了碑文载体的孝道情节。清中叶市镇政治地位提升,官绅批判传说的佛道因素并推行儒家化版本。晚清四女寺逐渐衰落,官绅同时承认佛道化、儒家化的传说版本并建双祠祭祀。不同版本四女传说的冲突与并存,说明在四女寺市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僧道、官员、士绅等多个群体将不同的大传统投射到地方传说中,在此过程中,他们分别吸收、拒斥、承认与再造本地“土人”的传说版本。四女传说的演变,反映了大传统的多元内涵及其与地方文化的复杂互动过程,对认识明清时期运河区域文化变迁机制有重要意义。     

徐霞客《粤西游日记一》呈现的桂林风土人情

徐霞客《粤西游日记一》即桂林游记，记述了行者亲历之桂林山水，还涉及桂林的风土人情。其中对桂林的风物出产，风俗习惯（包括饮食、节庆、语言等方面）有生动的呈现；同时展现了作者与桂林僧道、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及导者的交往情况，从中可窥见桂林当时之民风。这些关于桂林生动的记录，是观照桂林明末社会生活．也是串联桂林文化线索。思考未来文化发展重要的、生动的、可信的依据。     

明初湟水流域汉族社会之政治管理体制

明朝初年,由于蒙古势力盘踞青海海西,南部又有藏族势力,湟水流域安危举足轻重。为此,明朝中央在此设置军民卫所、屯田、驻军等制度。由于这些制度起到了稳定边防之作用,因而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初年,成为明清时期中央朝廷管理青海汉族社会的主要模式。且在此基础上,湟水流域汉族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堡、寨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社会结构,一直沿袭到现在。本文着重就明初中央朝廷关于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政治管理体制作一详细梳理。     

地藏菩萨诞日的产生时代及其相关宗教民俗活动论述

地藏菩萨诞日是中国民众信仰生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宗教节日,该节日并非来自印度佛教,而是唐宋以后地藏信仰不断中国化、民间化的一个结果。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该节日大约产生于明代中叶,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在北京以及江浙一带相当流行,衍生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宗教民俗活动,对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了文人士大夫歌咏的对象。     

辽朝家族史研究

辽朝史学,除了国史系统之外,还有家族史系统。主要包括家族谱牒和个人墓志。辽朝家族谱牒虽然今已不存,但是辽朝存在撰写家族谱牒的习俗;辽朝墓志有大量遗存,从墓志分析可知,辽朝墓志的撰写者、资料来源以及辽朝墓志的特点;辽朝家族史是国史的重要补充。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周礼”中的婚姻伦理思想探析

西周是华夏制度文明建设的滥觞时期,"周礼"被视为华夏制度文明之圭臬。"周礼"中的人伦原则和礼义制度、《周易》哲学信仰和价值系统彰显出当时婚姻伦理"同姓不婚、男尊女卑"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婚姻伦理产生之基础。     

上海发现“郑和”的银质雕錾供像

自古以来在我国沿海渔民有供奉巡海大臣（神）之习惯。往往又以供奉天妃妈祖相组合,这种不属于佛教,又不属于道教的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明初,七次下西洋的郑和逐渐被民间供奉为巡海主神冲击明宣宗以后的明清封建统治者实行“禁海”镇国的政策。     

明成祖时期佛教政策述论

明成祖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太祖时期的佛教政策。在整顿和限制的同时又加以提倡和保护,推行了增设僧司衙门、完善度牒制度、限制出家人数、禁止私创寺院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佛教管理制度,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失,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使明代佛教政策趋于完善,渐成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