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鸿章身边的洋顾问

李鸿章自1862年率淮军入沪镇压太平军,旋出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1870年后又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清廷外交长达20多年,他与外国人的联系相比较于其他地方督抚而言更直接而且持久。因此,聚集在他身边的以备遇事顾问的洋员数目也相对较多。本文试图通过对李鸿章身边洋顾问活动、经历的分析,来探讨洋顾问对李鸿章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李鸿章如何处理与这些特殊人员的关系。不揣愚陋,愿以此就正于方家。     

张之洞与戊戌维新

１９世纪末叶,张之洞日渐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８０年代中期,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氏因在中法战争间的主战态度和运筹帷幄之功而赢得“天下之望”;１８８９年以后,在湖广总督任上及暂署两江总督之际,更以兴实业、办学堂、练新军的实绩享誉中外,威望直追长期主持北洋的李鸿章,时人言：“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①而９０年代中期以降,因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声名狼藉,张之洞则上疏力阻和议,并大声疾呼“凡我普天巨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     

地域、权力与关系: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

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地区,辖地辽阔,但驻地在江苏江宁府,而江苏巡抚驻地在苏州府,两地相距才二百多公里。江苏督抚同省而驻,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现实的考量。两者权力相仿,地位相同,又各有专责,共担治理江苏地方的重任,因此,地方治理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双方是否各本虚公,坦诚合作。总体说来,有清一代,江苏督抚关系在共事中大体能够和衷共济,还呈现出几对堪称模范的督抚;当然,其间也夹杂着双方的权力争斗,甚至出现了督抚互参的重案。     

爱国绅耆张一麐

张一麐于1867年出生在江苏省吴县(今属苏州市)。少有神童之称。12岁入县学为诸生时,代为监临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夸赞其说:“此小子将来当有出息。”19岁在顺天乡试后,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器重,鼓励“须多读书”。1903年应试经济特科第2名,被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招入幕府,操掌学务。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度被免去职务的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了北洋军阀的首领,担任了内阁总理之职,进而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他又将已南归的张一麐电召回到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政事堂机要局局长之重职。期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论何桂清与江南大营

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研究江南大营与地方督抚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军事斗争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旨在对两江总督何桂清与江南大营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敬请大家指正。一、何桂清操纵江商大营     

裕谦与鸦片战争史事两考

1841年2月27日,钦差大臣、江苏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裕谦驰抵镇海,主持浙东战事,取代伊里布。裕谦一改伊里布（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第一次定海失陷、浙抚乌尔恭额去职后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宁波镇海筹办军务）“迁延不进”的妥协方针,大事战备,取得一定成效,显示了抵抗派的决心和风貌（后来作战失利是另一回事情）。但是关于裕谦在浙江的某些重要史实尚有不少疑惑,现择要略作考释之。     

相机审势:“东南互保”原因探析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并蔓延了中国北方地区,在南方却出现了相对平静的情形,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东南诸省督抚和各国驻沪领事议定了"东南互保"条款,以此来阻止义和团的南下。本文认为这一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突兀的事件,其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出自于东南督抚和西方列强的需要,也是当时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物,是各方势力相机审势后"合力"的结果。     

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沿革考

清代地方官职有督抚及提镇等,提督据《清史稿》的说法：“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汛,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可见,提督负责主持全省各镇、各协、各营的军事。广东地属海疆,有内河外海水师,绿营队伍较为庞大,且粤东海盗贼船猖狂,另设水师提督以行管制是有其必要性的。     

两江总督刘坤一

<正>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氏,廪生出身,湘军宿将,晚清重臣。早年随族侄刘长佑率乡勇与太平军战,因战功累升广西布政使。同治四年,擢赣抚,后迁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尤其是他第三次出任两江总督,时间竟长达12年之久(中途因甲午战争奉诏北上主持军务达15     

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

督抚（总督、巡抚）作为一种官职,肇始于明代,但在明代往往带有临时差遣的性质。清代督抚作为封疆大吏,并兼中央有关官衔而成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管地方的军政、司法、钱粮大权,“察吏安民”直接对皇帝负责。清乾隆中叶,贪污之风盛行,尤以督抚引人瞩目,弘历晚年也自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①弘历对督抚一级的贪婪案件十分重视,一经举发,亲自过问,催促办理,并常常将主犯解京“亲加廷鞫”。先后严厉惩办贪婪督抚达二十九人,其中令其自尽、处斩、处绞、即行正法者达十八人．即使如…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

湖北新军是在张之洞从两江带回的部分江南自强军为骨干建立的护军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甲午中日战争吃紧之际,张之洞奉命摄两江总督篆,而且一度署江宁将军篆。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为了加强海防,曾仓促经营,“兵则新募于各省,械则赶购于外洋,炮台补救而未遑,兵轮整饬而非易。     

北京政府的镇守使制与河南各地的镇守使

镇守使署是北京政府时期较低级的地方军政机关。当时,地方军政机关由高到低依次为跨省的巡阅使署(经略使公署、筹边使公署、边防督办公署、检阅使公署等均属之)、省级的都督府(将军行署、督军公署、督理军务善后事宜公署、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公署等均属之)、省级或省辖的护军使署及省辖的镇守使署等,并由此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地方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     

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

辛丑回銮后,清廷为重树权威,裁抑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同时为增强北洋实力以拱卫京畿,开始扶植袁世凯加强对江南财赋之区的控制;而袁世凯也借此将北洋势力逐步向南洋扩张,此一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这使得两江总督的争夺白热化,严重冲击了南北派系平衡,积累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是酿成丁未政潮中统治高层激烈斗争的关键因素。除了清流浊流的分野外,瞿鸿禨和袁世凯交恶的重要原因是,北洋强势南下,湘人瞿鸿禨虽努力调护,南洋的湘系势力仍遭受重挫,瞿也因之孤立。岑春煊之所以发动政潮,反对奕劻、袁世凯,部分也是由于运动江督连续受阻,其与周馥、端方交恶,实有竞争江督的因素在。丙午官制改革后的政治安排,诱发了奕劻和瞿鸿禨的直接冲突,而瞿鸿禨公开揽权、奕劻病重、东三省用人等因素,都刺激了政潮的发生,但奕劻、袁世凯和瞿鸿禨的关系还可重新检讨。     

从文本到王权:《图特摩斯一世加冕敕令》的释读与解析

从本质上讲,《图特摩斯一世加冕敕令》是一篇任命官员的文书。图特摩斯一世在加冕仪式举行的当日,以敕令的方式任命图里为库什总督,将王权的多个因素融入其中。敕令通过对加冕仪式的确认、对国王伟大名字的列示、对自身王权来源的巧妙文字表述、库什总督的设立等方式,宣传了自身王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强化了对库什地区的王权统治。     

曾国藩巧用金陵折扇为干爹打官司

曾国藩曾三任两江总督,一生与南京结下难解之缘,留下了许多珍闻逸事。其中,同治年间,巧用一把金陵折扇,为他的干爹“摆平”了一场差点酿出人命的官司,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斡旋与睿智,既给足了地方官员的面子,又避免了干涉地方公务之嫌。     

陶澍选婿择媳之法

正陶澍,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道光元年(1821年)任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五年(1825年),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年)升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官至宫保尚书、太子少保,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卒,谥文毅。陶澍在道光皇帝眼中,是被特别垂青的能臣干吏,为疆臣督抚之中翘楚。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言,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各地大吏中最得意的大约有四人:一是两江总督陶澍,为政老练宽达;     

清末新政官绅纷争与北洋女子公学兴衰

以性别意义上女子解放为旨趣的北洋女子公学属于清末新政的产物,而新政整体框架亦成衡量办学效果的标杆。北洋女子公学筹办关联报界、政界,涉及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政利益集团与《大公报》主持人英敛之、《日日新闻报》主持人方药雨等地方绅士的两派对决。北洋女子公学筹办过程多有反覆,人事复杂,纠纷甚多。表面看是报人英敛之、吕碧城的情感离合,背后则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筹办女学的政治意图,特别是北洋集团在教育领域的权力及其资源的分配。新政语境中北洋模式呈现的是传统性、现代性并置的混杂局面,亦涉及幕府转向军政利益集团过程中刷新"开明"形象的社会转型及其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