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治”思想下服饰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是社会生活中主宰一切的力量。中国的服饰制度是将君权物化和神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统治者严格等级制度、确立身份地位、巩固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从夏、商、周三代起,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主为了加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逐渐确立起一系列服饰等级制度。本文从中国服饰制度的形成、“礼治”思想下的服饰制度以及汉代儒家思想对服饰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古代服装形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分层安排:北宋元丰改制前文官班位初探

朝廷礼仪参与政治秩序的建设,朝会活动中的一系列安排,能够将相对抽象、无形的官僚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权力以空间存在的形式清晰呈现出来。班位,作为朝会仪制的一部分,是一种重要的等级安排手段。而颇为特殊的是,宋代出现了突破类别与层级界限、将各类官职进行混合排序的杂压、合班制度。此时,班位安排的细致繁密程度、适应多变的序位形式、吸纳官员个体因素的能力要远超其他朝代,这也正是官僚制度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本文从等级安排的角度出发,探讨杂压、合班制度的出现与宋代官员复合性身份构成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实际排定班位的过程中,权衡与协调多重因素、多重矛盾的主要原则。     

国民政府县政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县政的实践过程,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县级政权的结构形式及其制度安排;2.县政权力体系对县域事务进行的管理;3.县政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县长群体的面貌和质量;4.县政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状况。国民政府的县政治理与其执政成败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其县政之弊太深,国民党自身无法从根本上、整体上进行补救,其县政失败结局自属必然。而其县政的不成功以致失败又反过来成为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县级政权在国民政府的政权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国民政府对县政的敷衍,最后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历史惩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不断协调"两委"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把党的政策逐步落实到农村生产、生活、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层次,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实现党的政策与村民自治制度的高度有效统一,进而促进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但目前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的不协调状况成为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农村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消除这种不良因素需要对“两委”关系进行明确界定,划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的具体权力范围,解决两者间的权力冲突问题,以推进村民自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

人口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愈益引人注目的现实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人口爆炸”的当今社会,如何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口城市化,是我们现代化建设过程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民族国家”时代多变的“话语”——解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历史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如同对宗教起源做一解释一样让学者们着实为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永远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偶然与必然共存、有序与无序同在。通常,人们在以“线形进化”观勾勒出历史中“必然”与“有序”的同时,“偶然”与“无序”大多被置于历史的角落。     

试论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对“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重大判断的一种解读

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本质属性”是同一层次的范畴,而与作为其外在表现和反映的“制度特征”相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经历了从制度特征层面到最高价值目标层面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制度特征到最高价值目标,再从最高价值目标由共同富裕到共同富裕加社会和谐两次飞跃。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在于把社会和谐纳入“本质”之中。这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     

雍乾时期贵州东南地区苗民叛乱动因新探——以制度为视角

以制度视角,雍乾时期贵州东南地区苗民叛乱主要源自于王朝不良的制度基础和王朝国家制度供给不足,叛乱本质上体现了王朝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与苗民利益最大化冲突过程中利益博弈。     

图像系统与思想观念:海昏侯墓画像老子缺位问题蠡测

在海昏画像中没有老子的出现,但是,刘贺时代应该已经有了老子图像。至少是为此后的“孔子见老子图”的细化和丰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和养分。画像中老子的缺失,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对于刘贺而言,主要的不是知不知、有没有老子图像的问题,而是采不采纳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海昏画像与“孔子见老子图”属于两种图像系统。前者为“圣像”系统,是大传统的产物,并与儒籍中的孔子形象相契合;而后者属于小传统中的“神像”系统。那里面的老子以神仙身份凌驾于“圣”之上。这样的“老子”,显然是被大传统所排斥的。海昏画像中没有老子,实为大传统及儒学立场的必然。     

“客商”论

自西汉帝采纳晁错《论贵粟疏》中“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而轻末”的经济思想作为治国之道以来,两千多年间,“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这样,商人便成了被封建统治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他们被搁浅,甚至被排斥。依据唐朝制度,工商或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乘     

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陇中是中国剪纸的发祥地。陇中民俗剪纸的特征是“野”,接近于原始岩画,惯用明喻、隐喻、提喻、转喻、类比和谐音等修辞手法表达意义。对剪纸符号意义的解读可从三方面入手构筑,即意图定点、文本意义对意图意义的压制、接收者根据各类伴随文本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在此过程中,陇中剪纸艺人主内、妇功、生育的社会身份及其文化品格逐渐彰显。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意义的赋予:时势转移与"五四"话语的演变

时至今日,“五四”一词早已内化为一种思想符号,其“内化”实由伴随现代中国时势转移而不断演变的“五四”话语所造成。这种历史现象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五四”话语随时势转移而变换其意义,而意义的深度与广度则取决于“五四”话语对时势的阐释状态;其二,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释义过程,实际上是“五四”不断被赋予意义、不断被追认价值、不断被叠加内涵的过程。那么,这一历史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呢？也就是说,“五四”内涵的意义扩张,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呢？考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考索“五四”话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     

论制度公正与社会价值信仰

制度公正和社会价值信仰问题都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制度正义本身就蕴含了一定的社会价值信仰。而制度正义还需要程序正义的支持,实现实质正义。只有实现了实质正义,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社会价值信仰才能提高。社会价值信仰是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本质、社会共同体生存、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社会价值信仰是实现制度公正的背景、动力,二者是在相互作用中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

根据“特快列车（Expresstrain）”理论,东南亚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出现是在中国大陆农业迅速南传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了分布于东南亚岛屿地区最早的南岛语族（Austronesian）的形成和分布于东南亚大陆地区南亚语族（Austroasiatic）的形成。     

《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评介

<正>明代卫所制度不仅是维护王朝国家安全的军事控制体制,也由于长期远距离的移民屯守及军户管理模式,极大改变了卫所所在地的人群结构、文化风俗、聚落形态、生活周期乃至基层治理模式,深刻塑造了诸多区域的社会面貌。正因为如此,卫所制度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吴才茂教授《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旨在追索贵州何以形成的基本问题,循着“明代卫所制度可能是解开贵州地域社会形成钥匙”的思路,对“明初贵州边疆形势与卫所设置”“卫所变革与贵州政区格局的演进及形成”“卫所城址的筑建、演变与贵州城镇的形成”“卫学教育与贵州文化区域的初步形成”“卫所官军的籍贯及其对贵州民族分布的影响”“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变迁与村落形成”“卫所卫军后裔的身份坚守与‘屯堡’的形成”七个专题展开论述。该书层次分明、图文并茂、论据翔实、富有创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走出四个误区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前,各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影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亟待加以澄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私有化”。有人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然导致私有化,降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种看法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们看来,实行股份制就是国有资…     

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的定型时期。文书从题本到奏折,中枢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地位。士林由此切入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君主则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制度思想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研究法律制度建设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我将它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前提”、“一个核心”和我理解社会主义应该包括的“三个层面”。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才能明确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