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在历史上,众多的研究已经将西方国家种族偏见的限度展现无余……然而,种族观念①在欧美以外的社会也同样兴盛,这一点就鲜为人知了。”冯客先生所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②“前言”第1页中的这段话,我认为有一定的根据。③在我们这里,尽管清末革命派曾大谈“种族革命”,但研究者一般都将之纳入“民族主义”范畴。其实,不只是今天的研究者,在清末民初,我们的前辈就往往将国家(国族)与种族混同起来。冯客指出,在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那里,“种”与“国”是重叠的:“‘国’和‘种’在成组的短语如‘爱种爱国’或‘国界种界’中经常并置,这也对…     

经济史: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实证主义——答倪玉平先生

在拙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①一书的后记中,笔者曾坦承,这本书肯定仍存在很多问题,我全不敢奢望它的出版真能‘填补空白’或者‘解决’这个疑难课题,倒是在内心准备它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批评标靶(第419页),这是笔者的真实想法。一项学术成果的问世,自然希望能为相关研究的整体进步作出贡献,并引起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研究关注度的提升,无     

揭当时接任父职（揭猛）——揭阳令小考

近日,古都西安一文友知道我在研究“西汉揭阳令史定”的课题,遂寄来一本书,书名《寻根探秘百家姓》,为大32开本,由王大良编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第242页“揭姓”词条上这样载：“揭氏是一个出自复姓‘揭阳’的姓氏,姓氏来源相传与西汉安道侯揭阳定有关,史称‘揭定’。原来以‘史’为姓,因担任揭阳令而被称为‘揭阳定’。汉武帝时,他被封为‘安道侯’,他的后代就以‘揭阳’为姓。     

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

10年前(1989年)的新春2月,收到张广智先生所赠的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读到作在《前言》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中国古书上的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嘲讽迂阔的意思。人海上天,穷尽万事万物,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公式。但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限于作目前的情况,也只能采取‘管窥蠡测’,或蝴蝶点花的方式了。因此,本书不敢自命为一本‘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笔只是在西方史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摄取若干断面,重点铺     

《<墨娥小录>辑录考略》补正一则

《文物》1979年第8期所刊《<墨娥小录>辑录考略》一文,在关于成书年代一节中提到:"从唐宋到元末明初……都把氯化铵写作‘碙砂’。只是到明代中叶以后,如……才把氯化铵写作‘磠砂’或‘硇砂’,在《小录》中把氯化铵一律写作‘碙砂’。"作者以此为考定《墨娥小录》辑录年代的依据之一。据我所见,文献记载不是这样,这里试作补正。     

资本主义兴起的法律阐释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项因素、多种机缘凑泊作用的结果。为了解开"西方世界的兴起"之谜,学者们（主要是西方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予以观照、剖析。1977年,泰格和利维合著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在美国问世,引起较大反响。本书聚焦于法律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中的作用,勾勒了长达800年的历史时期中商人阶层与法律体系的互动过程,可以使我们从这个角度加深对资本主义兴起的了解。泰格、利维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脉络的梳理,是从11、12世纪开始的,显然他们认为这两个世纪在资本主义发展史…     

从秦简《为吏之道》看秦国的吏治特色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秦国的吏治制度及思想特点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简文出土以后,有学者指出《为吏之道》是秦代官府培训学吏的道德教材(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在性质上它类似后世封建统治者称颂为‘可为牧令圭臬’的‘官箴’(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     

从《牛棚杂忆》引起的强烈反应说起

“我这个小字辈,在‘文革’中也是‘自己跳出来的’,也是‘现行反革命’,还是‘苏修特务’、‘三反分子’。蹲牛棚两年,在干校五年,挨批斗百余场。”“你的别的著作我不敢说能不能传世。而这本《牛棚杂忆》,我想一定会传之于后世,而且应当传世！让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从你这本书里多少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当今依然有人企图让我们淡忘,叫我们忘记！这也就是你在《牛棚杂忆》里一再告诫我们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以上摘自广州一位读者给《牛棚杂忆》的作者季老的一封信。季羡林先生的这本新著,问世不过数月…     

读者来信摘登

我读了贵刊2009年7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     

关于“均贫富”口号的教学问题

“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提出‘均贫富’口号,表达了广大农民痛恨地主贪婪剥削,要求夺回劳动果实的强烈愿望,充分表明我国的农民革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十年制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二册53页)课文高度评价了“均贫富”口号的历史意义。在教学中,怎样讲解“新水平”的具体含义,既讲清口号的本质意义,又使学生易于接受,却不是容易的事情。“均贫富”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北宋时期阶级斗争较前有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的主要剥削方式是地租,而实物地租又是它的基本内容。但是,在封建社会的初期——秦汉时期,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力役剥削,是封建生产关系中主要的剥削方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     

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内涵

清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中提出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标准.然而对于章氏的“四要”美学标准志界说法各异,现例举如下:朱士嘉认为:“章学诚四要,指‘简、严、核、雅’,即志书中的内容和文字要求简明、典雅、真实,体例要求严谨.”(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姚金祥则说:“清代章学诚对地方语言文风的要求是‘四要’,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姚金祥、何惠明:《简明方志编纂学》,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4页).李明认为:“章学诚修志罢黜传统的考据笔法,……提出的‘严’、‘简’、‘核’、‘雅’就是四条美学标准.‘严’可以理解为‘结构美’,‘简’可以理解为‘叙事美’,‘核’可以理解为‘事实美’,而‘雅’则可以理解为‘色彩美’.”(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上述诸家对章氏修志要简、严、核、雅的注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末对此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答《(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

马洪路同志的《元君庙墓地的分期与布局——〈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这篇大作,对《元君庙仰韶墓地》提出了一系列批评,焦点是指责《元君庙》“主观拟定了一个所谓‘定穴安葬的规则’和‘布局’(40页)”,“按照想像中的‘定穴安葬的规则’来制定示意图”(39页),把元君庙墓地说成是一处杂乱无章的“一个母系氏族的公共基地”(40页)。现基本上依《商榷》一文的章节顺序,答辩如下。     

这话不是项羽说的（外一则）

2004年第3期《随笔》发表韩美林的文章《礼义之邦质疑》,文中说：“拔山盖世直立天地的楚霸王尚且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之宽怀大度之辞,我是孔圣人家乡的后代,绝对受的是这种教育,而且一生亦是喋喋不休地向人们推崇这个‘仁义’二字”。韩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把樊哙的话安到项羽的头上去了;二是把这句话的含义也弄反了。     

评《欧美汉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余英时先生在为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的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一书所写的序中说：“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     

《“利屣”臆解》质疑

罗继祖先生在《“利屣”臆解》(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5期)中说:“《文选》张平子《西京赋》有两句描写歌舞‘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纟丽)’,而现在的今译本(《昭明文选译注》153页,1987年,吉林文史版)竟把它译成‘翘起红色的鞋履在盘中旋舞,挥动长长的衣袖上下翻飞’,舞妓竟把自己的鞋子弄到席上的盘樽里面,这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两句的重点在下句,下句是解释上句的,今译者不明白,随文敷译,闹了笑话,它是说由于舞袖的奋迅翻飞引来一阵狂飙,让人眼光缭乱仿佛见舞妓的朱屣竟上触到席上的盘樽,这只能是迷离想像中的错觉而不能是写实.因此使我联想到《货殖传》中的‘利履’来,悬想这位舞妓所穿的鞋子正是一双红色的‘利屣’,一定是尖头的,并且很可能是高跟,因为不这样,不能和她的舞姿起到配合和谐的作用.”这段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利屣”是什么样子;二是能否在盘中跳舞.对这两个问题,我与罗先生的看法不同,提出来请教.     

不是“切克”是“道勒”——对伊塔阿三区“货币名”与“货币单位名称”之考证

老友谷梦麟先生寄给我一篇由网上下载的文章：《伊塔阿三区“劳动人民图”邮票发行和使用的研究》,作者为湖北集邮网的常珉先生（以下简称“常文”）。文中说：“三区革命时期流通的货币币值名称为‘切克’,‘劳动人民图’邮票上（虽）未印明货币单位,但它的单位就是‘切克’,……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好将这套邮票的币值单位改称为‘切克’好了。”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