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     

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

绅士是中国社会中颇为重要的集团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它的发展变化动向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绅士的界定,学术界不曾有统一的认识.张仲礼认为绅士是有科举功名之士;有的学者则把绅士等同于“知识分了”等等.笔者认为,绅士集团既不限于科举功名之士,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而是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绅士包括了生员以上的科举之士,也包括具有武功名生员以上的人员,还包括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身份,顶戴的人员(捐纳、保举等).绅士既是封建科举制,又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作为社会集团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绅士的地位举足轻重,居于社会结构体系的中心,是封建时代社会(?)但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和(?)定向的变动,社会流动非但不趋向于绅士集团反而绅士们大量向其他社会集团和阶层移转流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可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尺度.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马敏东亚各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近代工商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以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型而言，中国有亦士（绅士）亦商的所谓“士商”中介过渡，日本也有亦士（武士）亦商的所谓“士商”承上启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第四节

总集的发展《隋书·经籍志》日:“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扌适)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显然,《隋志》认为总集兴起于建安时期文集滋广之后,它是从文集中采(扌适)孔翠,各为条贯,合而编之,即不难看出这类总集实际上是一种选集,若就这一点而言,第一部总集当推《诗经》。孔子从三千余     

明中后期广东普宁设县的名实之辨与地方县政

嘉靖年间,部分官绅士庶呈请在潮州府属潮阳县境内置县以弭盗安民,并控制赋税输纳通道。普宁置县后,潮阳、普宁两县的都图纷争成为新的地方矛盾,潮阳官绅从循名责实到混淆割都分图的概念,变相论述普宁的"有名无实";普宁官绅则以戍卫御暴的逻辑,论证普宁县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完善新县政区规制使普宁县"名实相符"。在这当中,国家政区制度交织于县邑标准的不同解说、地方利益需求、新县历史文化创造、地方情感表达之中,由此展现新政区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并渐趋"坐实"的过程。     

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是“城绅“

在近年的晚清史研究中,有学者似已将“绅商”视为一个与“乡绅”相对应的词,但笔者发现,确切地说,晚清文献中与“乡绅”相对应的似是“城绅”(或“邑绅”“府绅”“省绅”,分别指在县城、府城和省城的绅士)。例如:《湘报》第41号《衡州府衡阳清泉县士绅公恳推广南学会与保卫局禀》:“咸同时,各绅耆办团筹费,操之裕如,富者捐资,强者出力。乡里则地阔人散,较之城市须变通办理,清查户口,比屋抽丁,每村视众寡壮稚,派一二人、三四人不等。日间仍安耕作,早夜自行操演。乡绅时时勤为教习,城绅每届两月下乡巡操。”严修《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书…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清政府逼出来的“激进”革命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     

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

童子军在清代多指童生群体，意涵中性。童子军应试时规模庞大，从县试数百数千人，到府试、院试可达成千上万人。难青一衿的童生已具备士之属性，凭借其掌握的知识或技勇，在当地社会事实性享受一些优待和尊重。童天王多以形容考试期间滋闹之大胆童生，如闹考、哄闹衙署、滋闹街市、聚赌造乱、冲击教堂等。该称号多出现于晚清文献中，说明晚清童生气焰嚣张，既令人恐惧，又受人鄙夷。原因在于官方监管和约束童生艰难，咸同兵燹后宽额滥送和待士宽纵更加剧了士习嚣陵，且童生治生多重于应试，科举、功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童生为利而试，亦由利之纷争而滋闹。兼具士、民双重特征的童生成为似士非士的游民，反映出科举制在基层社会从“读书种子”内部瓦解，以及官方养士储才理想期愿的落空。     

谈古论今话新罗——兼评“杂罗县”说并非史实

纵观闽西之历史,龙岩与新罗,有其渊源之关系。古之闽西,在夏、商年代,按地域属扬州,西周属“七闽”地,东周为越国地,秦属闽中郡,汉为南海王织的封地,后为会稽郡治县(后汉更名为东侯官)地,三国属吴建安郡。在三国以前,未有县以上行政建置。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     

平淡从容才是真——介绍齐白石《水草群虾图》

齐白石(1863-1957),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湖南湘潭人,少年曾习木工,后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和篆刻家,为一代艺术大师。白石先生所作《水草群虾图》为水墨纸本立轴,心139×34cm,左边上题“白与先生雅属,”下款“借山老人齐璜”,钤自刻白文“老苹”印一方,是先生应王白与之嘱而作。王白与(1902-1949),名本霖,字白与,祖籍西充占山茅舍沟,生于蓬安,为清末名绅蒲殿俊(伯英)之婿,曾任《华西日报》(蓉)、《新蜀报》     

“雍进士第”考述

“雍进士第”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泉州洛阳桥畔,洛安村洛阳街302号,为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祖厝。从新近出土墓葬看,宅第内在清代居住过三位“雍进士”,“雍进士”乃国子监生之雅称,多为享有声望的地方绅士。“雍进士第”即是当地的绅士宅第,根据建筑遗存清晰可见四进院落：第一进门厅已被改易,第二进顶厅（礼仪厅）、第三进中厅（起居厅）保存相对完整,第四进后厅（私塾厅）部分坍塌。其建筑沿革乃明代肇建、清成格局、民国拆改、近年渐损。“雍进士第”符合明清时期闽南官式宅第的基本格局,同时不乏空间营造上的个性化创造,有“绅”“商”兼具的建筑特色,为研究闽南儒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绅士是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 ,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 ,在官场与民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转进转出 ,不但主宰着广大村民的社会生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 ,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① ,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② 。 2 0世纪 40年代以来 ,日本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绅士进行了考察 ,绅士问题一度成为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大热点。 1 974年 ,《东洋史研究》特别刊行了“明清时代的乡绅”专号 ③ ;1 975年 ,在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第九次大会上 ,又以“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

加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民鲜盖藏,社会个体脆弱的御灾甲壳被彻底摧毁,官方独自承担了解决粮荒这一生死攸关的社会问题的责任。然而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劣、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其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剐恃民以拒官,致使官方临变易帅,阵脚大乱;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扩大事态,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落得个官、绅、民三输的局面,给本已满目疮痰的湖南经济雪上加霜。     

清初奏销案发微──从清廷内阁中枢一个文件说起

清初“奏销案”是一桩发生在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追比绅衿地主逋欠钱粮的案子,在过去史学家的论著中,有称“辛丑江南奏销案”者。三十年代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因该案革黜人数之多,逮捕刑责之异,认为”案亦钜矣,而《东华录》绝不记载”,遂将史传志铭记载中,有关这一案件的材料辑出,成“奏销案”一文①。在此后的一些论著中,有关“奏销案”一事,所据仍多私家记载,很少官府文书。笔者在清代档案中,于内阁史书上,见有节录户部题本一件,看来当是清廷发动奏销案文件,其全文如下：少师兼太子太师、户部尚书加一级臣车克等谨题,…     

古代葬俗的“左、右”方位礼制文化

“左”、“右”本义指方位名,属相对方位概念,其方位的确定随主体与视点的移动而变化,如：面向南测西为右,东为左。地理上以“东为左、西为右”（《尚书》孔传）。东、西属于绝对方位概念,其方位的确定不因视点的移动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进,人们对“左”、“右”方位概念认识不断深化,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含义丰富的礼制文化。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已显示出特殊的功用。在尊卑等级制度相当严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用“左”、“右”的方位概念来区分贵贱、尊卑之身份,并赋予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引申、潜化,视为一种精…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论朱衡《道南源委》的学术史特色

明代理学,自中期王学兴起以来,其学风为之一变,由原来尊信朱学转向崇尚工学。清初学者顾炎武在谈到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情况时,指出;“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其所从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 (《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他所说的“风会之变”,就是指当时思想界“厌常喜新”的学术风气;而他所说的“常”和“新”,实际上是指两种理学思想。所谓“新”,是指王守仁“唱其新说”之“新”,即王守仁的心学;所谓“常”,是指与王学相对立的朱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