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思想。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     

接管建政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基层干部培养整顿工作探析

干部队伍建设是政权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共长沙地委在接管建政之初,急需大批干部投入到支前征粮和民主建政等各项工作中,但面临基层干部紧缺、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此,中共长沙地委将培养、整顿干部作为组织工作和政权建设的中心任务,通过采取开办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审查甄别旧职员、建立学习机制和开展干部整风等举措,培养和选拔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并逐步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初步整顿了工作作风,为长沙专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     

南昌起义前后的陶铸同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经过战争的考验和磨练,我们党培养了大批智勇双全的政治家和高级指挥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战争中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样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谋利益的典范。陶铸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陶铸(1908—1969)1926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陶铸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回湖南做兵运工作。1929年到1933年,陶铸同志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     

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工日语教育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武装根据对敌政治工作方针,开展了以培训敌工日语人才为目的的日语教育活动,在部队、学校和总部建立短期和长期的日语培训组织,形成了面向部队战士和培养初、高级敌工干部的系统、科学的日语培训机制.这一教育活动培养出一批敌工干部,有力提高了对敌宣传、俘虏处置、反战活动开展、敌情调研等工作的成效,为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军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持和人力支持,成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直接服务对敌斗争的典范.敌工日语教育是中共军队外语教育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共军事教育中开创了日语专业乃至外语专业教育,开辟出一条战争环境下军队外语人才的培养途径,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反“江西罗明路线“始末

1933年初,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导致福建省委主要领导人被撤职。此后又在江西开展更为猛烈的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所谓的“邓、毛、谢、古”等人,撤换大批苏区干部。反“罗明路线”实质是矛头直指毛泽东。请看《反“江西罗明路线”始末》。     

晋西抗战学院漫忆

晋西抗战学院成立于1940年5月,校址设在山西兴县。是晋绥边区培养地方行政、民运、教育干部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这个在战争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等院校,曾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该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平战结合,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联系实际,师生团结的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汪谦干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他们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及由此造成的危害。一、对陈独秀、王明的右倾错误的考察（一）大...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期的成才之路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和工作达八个多春秋,湖南一师在多方面培养了青年毛泽东,为毛泽东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是在湖南一师工作时从事早期革命实践工作的,他从湖南一师出发走上中共“一大”,湖南一师也因为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浅析我军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学校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我军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发轫于毛泽东1927年底主张建立了＂军官教导队＂。针对当时部队损失过易和缺乏指挥干部的问题,必须加紧培养干部。随着干部教育历经摸索探究日益正规化,从最初的教导队设立到多所红军学校的建立,我军逐渐涌现出一批有着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和铁一般担当的干部。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岁月

1968年秋,黑龙汀省委为安置大批被批斗、离开了工作岗位的干部,以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名,率先办起了一座柳河五七干校。同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阅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上批示：“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五七”干校祭

五七干校是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1968年普遍兴办起来的。如今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很可能以为既然是“干校”,想必是一座书声琅琅的学府,实际上只是驱使大批干部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一个农场。在这里,对于各种所谓有“问题”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等待他们的,是批斗、凌辱和苦役……     

“三讲”教育与党的“三大作风”

用整风的精神搞好“三讲”教育，就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将党的“三大作风”贯彻到“三讲”教育之中去。一、“三讲”教育旨在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和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和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些不正之风…     

从辛亥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共领导人

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憾历史的变革,这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帝制在这场革命的硝烟中寿终正寝;正是她,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河;也正是她,熏陶和造就了中国革命的一大批栋梁之才。在中共早期或第一代领导人中,有不少人曾经在这场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一显身手,经受过战斗的洗礼,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当中,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朱德……     

《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

《论持久战》作为指导抗日战争战略与政略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宣传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根据地的中下层干部与基层兵民接受《论持久战》,主要通过中共的宣教工作。总体来说,中高级干部多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论持久战》,下级干部一般通过教材与课程的学习了解《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学习,属于基本理论与政策教育的范畴。在基层的社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则被"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中共向来重视立场教育,为适应国共斗争的形势,对《论持久战》的宣教,既渗透着阶级观念与马列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立场,也暗含对"持久战"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中共抗日实践的深入与毛泽东地位的升高,中共通过立场教育在党内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有效占领。     

李先念与毛泽东二三事

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称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解放后,李先念从湖北调到国务院任财政部长,就是毛泽东之意,李先念不负众望,从外行变内行,被毛泽东誉为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反冒进”及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不赞成左倾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他仍向毛泽东直言粮食短缺情况并尽力解决。请看《李先念与毛泽东二三事》一文。     

荣辱与共——原工商业者坚持党的领导之片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爱国民族工商业者代表人物和与其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各部门中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他们有职有权,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受到中共和政府的肯定。毛泽东对安排非中共人士,曾风趣地说:“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成。”这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共建新中国的荣辱与共的关系。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四）

197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报纸、广播报道了毛泽东给大胆上书的李庆霖复信的消息,这一消息传递了高层领导人重视知青工作的信息。6月,中共中央发出21号件,专提上山下乡工作。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年底,又掀起庆祝“再教育”最高指示发表5周年活动。各地相继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有关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又一个高潮。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毛泽东同志受王明路线排挤而离开了红军的情况下,由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的。他们指挥红军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四、五十万大军作战,吸取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首创我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枝,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后来称赞这次战争是一次“大胜仗”;他一九三六年在延安还对     

抗战时期难童的异常心理问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迅速扩大侵华战争。“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迨至年底国民政府便丧师失地,退往内地。不到两年,半壁江山,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大批难童涌向大后方。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收容、救济了许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孓然一身的孤儿到各级保育会疗养院,安排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图解决严重的战时社会问题,并为战后培养各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