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溺器“虎子”之后，当称“马子”！

2002年12月13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了容达贤先生《青瓷“虎子”用途问题的再研究》一文。文章以丰富文献资料与文物实体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虎子’的器物造型特征和2000多年来相关器物的传统实际使用情况考察,将其用途定为溺器是合乎实际的。”考证的方法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更是可信的。不过,也就是在这篇美文里,留下     

"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之刍议

198 1年 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在简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时指出是“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1 ]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著、教材等也都引用了这一说法。① 《历史决议》同时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 ,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 ] 学术界普遍赞同这一判断。196 6年 5月和 8月 ,党的领导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32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历史问题决议》公布近20年之际。重读《历史问题决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良多……     

议“京”之初义非神农宗庙

2007年3月去看望好友甘肃省博物馆的祝中熹先生时,他送给了我几本《陇右文博》。在翻阅中有幸读到了于祖培先生《‘京’字初义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影迹——宁县庙咀坪遗址浅释》一文,很受启发。于先生从文字的初义去研究历史文化不失为一种有创意之方法。我相信依此法再参照文献及考古材料定会解破一些历史文化之谜。不过于氏在该文中所表述的“由是则知庙咀坪古名叫‘京”’。“现在‘京＇‘姜’二字音、形的破解。表明我国在神农时期已有了成型的复杂文字”,“京是宗庙”,“《说文解字》‘人所为绝高丘也’依稀反映了‘京’原为宗庙神舍这类人工建筑的历史痕迹”观点等。鄙人不敢苟同。     

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 ,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为了正确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 ,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具体言行应予辩证扬弃。批判前人的失误 ,应取适度宽容的历史主义态度 ,不宜苛责。为了保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质并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应永不动摇地坚持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确定的框架看待党史、国史。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令人气闷的“朦胧”

“朦胧诗”这一称谓在刚出现时是晦暗的,贬义的。1980年,作家章明抛出一篇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愤然指出,“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     

“奴婢”拾零

“奴婢”一词,《辞源》的解释是：“丧失自由被剥削作无偿劳役的人。通常男称奴,女称婢。《史记&;#183;平准书》：‘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后也用为男女仆人的泛称。”《辞海》说“奴婢”是“古代称罪人的男女家属没入宫中为奴者,后泛指丧失自由,被人奴役的男女。《三国志&;#183;魏志&;#183;毛蚧传》：‘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又太监亦以此自称。”《汉语大词典》对“奴婢”的解释是对《辞源》和《辞海》的综合。笔者在阅读白话小说的过程中,注意到《秦并六国平话》、《水浒传》中都数次出现“奴婢”一词,而词义皆不在《辞源》、《辞海》所释范围之内,而是别有一义。今姑罗列所见语料如下,并稍加申述,至于深入探寻“奴婢”的词语发展变化,则有俟方家矣。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长征”一词谁是首创者

高华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发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毛泽东的《长征》诗（1935年10月）和他论长征伟大意义的报告,无疑对“长征”一词的传播和影响是广大和深远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长征”一词是毛泽东首先使用或首创的。     

声音

“‘和’字在中国人精神中拥有更深刻的根源。” ——美国《华尔街时报》针对《中华遗产》杂志评选“最中国的汉字”活动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和’字是中国哲学家,包括中国人的偶像孔子,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最推崇的理念。它还意味着“公平”、“平衡”、“温暖”等多个中国人长久以来所怀的理想。     

“四人帮”余党马天水在上海接受审查

《中外书摘》2008年第9期刊登的《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文介绍称：“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     

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社会史更被人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针对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④这就是说,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借《近代史研究》组织讨论“碎片化”问题之机,笔者愿就此观点再做进一步的申论。     

中国最早纪念“五一”节是1907年

《百年潮》2010年第5期倪天祚《“五一节”庆祝活动在中国》一文中,曾提到：“中国最早纪念‘五一’劳动节,始于1917年。1917年5月1日在俄国二月革命浪潮影响下,受帝俄资本家剥削的哈尔滨工人,走上街头热情地庆祝自己的节日。”不知道作者这一论断的根据从何而来,但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一论断是不合乎事实的。     

“万岁”故事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同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渭“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皆具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释“帝”兼及“皇帝”

王鲁湘于《河(?)》第二集《命运》解说词中曾提及:“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 ‘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说的‘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载《文汇报》1988年6月28日)该段论述涉及几个问题,其一:“帝”是否即是“地”,是作者的臆测与附会,还是查有实据.其二:“黄帝”命名的含义为何,是否就是“黄土地”的代名词.另外还     

他们都没犯“偶语罪”

何满子有一篇文章《朱元璋惩“偶语”》。(见《五杂侃》)文中说：“朱元璋不但以文章罪人,也实行秦始皇的‘偶语者弃市’的苛政”。他先举一个例子：朱皇帝微行京都,听见一位老妇人“密呼”他为“老头子”,于是就龙颜大怒,“即令籍没民家甚众”,罪名是犯了“偶语罪”。为了提高读者对偶语罪的识别能力,何先生又举了两个例子,虽与朱元璋无关,但却都罪涉“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