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

潞简王朱翊镠,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生四岁而封"(册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今汲县即明代的卫辉府)。万历四十二年暴薨,谥曰简,葬于卫辉府西五龙岗,即今     

浅谈潞王次妃赵氏墓建筑结构与形式

潞王陵是明潞简王朱翊镠陵墓。其规模庞大,形式别致,雕刻精湛,是研究明代藩王的葬式、建筑和石刻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陵区由两部分组成,东侧为潞简王朱翊镠墓,西侧为次妃赵氏墓。本文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潞王次妃赵氏墓的建筑形制及价值。     

明清皇家陵寝（扩展）：河南潞简王墓

潞简王墓坐落在河南省新乡市北郊13千米处的凤凰山（系太行山余脉）南麓,依山据岭,四周泉壑幽深。墓主潞简王朱翊谬,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其陵墓建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完全仿照万历皇帝在北京的定陵,被誉为“中原定陵”。潞简王墓1996年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罪惟录》正误一则

《罪惟录》列传四载: 潞王翊穆,穆宗第三子,与神宗同母。隆庆元年册封,国卫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2页) 1.“翊穆”误,应为“翊镠”。(1) 《明史》、《明实录》、《墓志》等为翊镠。(2) 明太祖朱元璋定制,其子各系每代第二字有定,第三字则用木、火、土、金、水偏旁字。潞王这一代第二字应为翊,第三字应为金字偏旁字。2.“穆宗第三子”误,应为“第四子”。(1) 《明史·潞王翊镠传》:“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2) 《明穆宗实录》卷17:“隆庆二年二月乙酉,皇第四子生”。(3) 《弇山堂别集》卷33:“(潞王)穆宗     

北京郊区发现明代窖藏铜钱

一九八二年四月北京顺义县张喜庄公社南郎中大队社员在基建中距地表0.8米处挖出一个灰陶罐,罐内有明代“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个年号的方孔圆钱,重量约一百二十公斤。这批铜钱用合股棉线绳穿联(绳已朽),一串串地放在陶罐内,出土时罐已破碎,但钱盘得比较整齐,是属于有意埋藏(窖藏),钱文分别为:“万历通宝”(1573—1620年),“天启通宝”(1621—1627年),“崇祯通宝”(1628—1644年),光     

克拉克瓷刍议

“克拉克(Kraak)是荷兰人对当时葡萄牙的货船的称呼,至于从Kraak上缴获的瓷器,荷兰人称为Kraak瓷器”①。因为这些葡萄牙商船所运载的瓷器是中国明代万历时期生产的青花瓷,所以“克拉克瓷从广义解释是泛指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出口瓷器”②。今天的克拉克瓷,一般特指明代万历时期生产的一种中心饰花卉、禽鸟及动物等主题纹饰,四周饰一般为8个或6个扇形开光,开光内绘杂宝等图案的青花瓷(见图)。日本学者则把这种装饰的青花瓷定名为“芙蓉手”,以其形似一朵盛开的芙蓉花而得名。目前一般认为克拉克瓷是应欧洲一些国家的需要,明代万历…     

新乡明潞简王墓调查简报

一九七八年七、八月间,新乡市博物馆与河南省博物馆抽派专人,对明代潞简王墓进行了调查。现简报于下:潞简王及其次妃赵氏墓,位于新乡市北     

新郑县发现明神宗赐给高拱的诰命

1992年河南省新郑县文物保管所在清库时,发现一帧明神宗朱翊钧赐给重臣高拱的诰命。此诰命系特制的丝绢织品,纵30、长545厘米。底色分淡黄、浅青、深黄、浅绛、灰白五色,其上均织以云鹤花纹衬托。“奉天诰命”四字为篆体,两边织有龙纹图案(图一)。诏令文字为墨书寸方工楷。文后钤盖篆书“制诰之宝”朱色玺印。印下落款“万历三十年四月初六日。”存根左半文     

大力改革的张居正

正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明朝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江陵神童,仕途顺利张居正幼时名白圭,虽年纪很小,但聪颖过人,是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他5岁识字,7岁就通六经大义,10岁就能写文     

版式繁多的明代万历通宝小平钱

多年来,我从襄樊出土钱币和汉江出水的钱币中,收集近两百枚万历通宝,其版式各异,很难找出两枚完全相同的。现选拓72枚附后,并对万历通宝的版式特征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万历通宝是明代钱币中存世较多的一种,主要原因是明初以推行纸币为主,铜钱时铸时停,至万历年号时,民间铜钱已不敷使用。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万历四年(1576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随后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铸钱。南铸大抵轻薄,北钱视南钱昂值三分之一。私铸盛行,造成了万历钱良莠不齐、轻重悬殊、版式繁杂。笔者所选的钱币中,最重者达7.9克(图25),最轻者…     

明代武昌府城江岸修筑的初步研究

在明代,由于水患频发和长江主泓变动等原因,湖广武昌府城沿江江岸屡屡崩陷,当地政府遂启动江岸修筑工程。考诸史志,明代武昌府城的江岸修筑主要约有四次,分别是正统七年(1442)、成化三年(1467)、万历十七年(1589)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最终修成的江岸,自武昌府城南门望山门外(今武昌解放路南端解放桥附近)起,向西折至江边,又沿江边中经黄鹤矶向下游延伸至坛角地区(今武昌和平大道武汉工人文化宫以西),长约5公里。这条堤岸确定了武昌城沿江江岸的基线,将武昌城的城市空间扩展到江边,并延续至今。     

吕坤与其“城门四联”

吕坤与其“城门四联”文／李文郑吕坤（１５３６～１６１８年）,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万历二年（１５７４年）进士,授山西襄垣县令,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济南道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巡抚山西右金都御使、刑部右侍郎转...     

西来寺的明代水陆画《菩萨王赴会图》

西来寺位于乐都县碾伯镇东关街。据寺院山门东间山墙上墨书的《佛门弟子杨蕃创建佛寺始末根缘记》记载,西来寺创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落成于明代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距今已有390多年的     

无锡新发现明代高攀龙手书家信

明代东林党首领高攀龙手书家信一通(图版柒),原为无锡秦声洁先生珍藏,1984年国庆前夕由汤修毓老人将其捐献给文物部门,现藏东林书院文物保管所。家信共276字,写在每面纵长28.5、宽10.5厘米的四页黄色纸上。时近四百年,但保存完好。文字清晰,书体流畅,是目前所见高攀龙家书墨迹中较好的一件,内容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高攀龙为无锡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他曾出仕万历、天启两朝,直言敢谏,在当时廷臣中很有声望,为朝野所推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高攀龙因上     

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

关于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及其变迁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论.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认为明代两广总督定驻梧州的时间为成化六年(1470年)而非成化元年(1465年)或成化五年(1469年);终明一代,两广总督府址经历了两次正式迁移,分别为万历八年(1580年)迁移肇庆和崇祯五年(1632年)迁移广州,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一次迁移或五次迁移,只不过在两广总督府址发生迁移之前,曾于两地分别设立过总督(提督)行台,以备总督不时巡行之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和万历二年(1574年),为了应对海防形势变化的需要,两广总督也曾先后临时性移镇惠州和潮州,虽然这两次临时性移镇不能看作是总督府址的正式迁移,但却透视出了明代两广总督府址迁移过程的复杂性.     

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

1977年10月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海淀区八里庄清理一座明代武清侯李伟夫妇合葬墓。墓地位于海淀区八里庄慈寿寺塔西北约一公里。慈寿寺早已无存,寺塔原名永安万寿塔,系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在万历四年(1576年)所建。李太后即李伟的女儿,李伟曾于万历三年三月"请价自造生茔",而李太后建寺塔于此或与此墓有关。     

《（万历）朔方新志》考

《(万历)朔方新志》是明代宁夏方志。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宁夏巡抚崔景荣、杨应聘前后主修,在籍候选新科进士杨寿编纂,四十五年(1617年)刊印。     

诗剑之交——记汪道昆、戚继光的友谊片断

读了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光明日报》的《关于‘天都外臣’——汪道昆》,使我想起与汪道昆“不歃而盟”的”白发边才”戚继光。汪戚二公皆安徽人(戚世封山东登州,一谓山东人),又同为既有武功,又有文名的明代重臣。传世的《太函集》和《止止堂集》,真实地记录了多事之秋的嘉靖、隆庆、万历三代近半个世纪内“边患与内忧”的纷纭国事以及他们的经历和深厚情谊。据记载,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十二月廿八日,戚继光在山东登州逝世后(享年五十九岁,一五二八——一五八七),长他     

《明史》误载李化龙享年

李化龙为明代名臣。《明史·李化龙传》记其生平事略,谓李化龙“卒官,年七十。”这里未具体详明其卒于何年何月。后来,夏燮在《明通鉴》、陈鹤在《明纪》里,详明了李化龙卒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亦谓其卒时“年七十。”按照此说,李化龙享年七十岁。李化龙卒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二月庚辰(十五日),《明神宗实录》卷490载之甚明。这是可信的。按上说卒时年七十进行推算,其生年当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核之诸记,此说     

《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

王世贞史学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下,王世贞把他搜集到的明代史料归入《弇州山人四部稿》的"说部",而《弇山堂别集》的成书正是依赖那些从《四部稿》中剥离的史料,并进而有所修订和增补。《别集》成书于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梓人翁良瑜初刊于金陵雨金堂。初刊本并没有万历庚寅年的刊刻木记,而另一个有着"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木记的版本有刻工蔡朝光,这个所谓"万历庚寅本"在版式和内容上明显可以看出是一个经过修订且重新刊刻的版本,它的刊刻年代应晚于万历十八年。据《弇州山人续稿序》、《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皇明盛事述》(手抄本)等文献可推知,这个修订重刻本很可能刊刻于万历二十年或稍后。清代《四库全书》本和广雅书局本的底本都是重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