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足不同源(林正)(林足)不同字补正——兼答段渝、张君二同志

在拙作《商代无楚》及《甲文楚字辨——兼论正足不同源》中,我们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过去在甲文中往往被判定为楚族称谓的诸例,实际可区分为性质不同的四型:殷契所见两型,从林从巳者非“楚”字;从林从正者虽后世隶定为从疋之“楚”但此并非楚国之“楚”。至于周原甲文所见两型,从林从口者仍非楚,从林从足字才是确切可以判明的楚国或楚族之“楚”。基于这种分析,我们便作出了“迄今为止的甲文材料,尚无法证明商代已有楚族或楚国”的推测。看来,此甲文“楚”字问题之所以疑团云结,大约还不在于殷商及周初甲文中各有一型非“楚”字曾不断以假乱真。根本     

楚王卲戟与楚康王称谓

楚王卲戟是楚康王所作,而楚王戟应是楚共王所作。楚康王名卲（昭、招）,字樊。金文中的“楚子某”之称应是“楚+子某”的结构,是春秋战国时期除楚国国君及其子、孙之外,楚国贵族的一般称谓,并无等级或范围的限定。     

曾侯乙”与“随国”考

曾侯乙”与“随国”考吴郁芳“曾侯乙”考关于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墓主曾侯乙,笔者有一个与时贤所见不同的看法。拙见以为曾侯与随国无涉,曾氏乃国钟氏之后人楚后世为楚国“乐尹”,如钟仪、钟建。曾侯乙乃楚国的封君,职任仍为乐尹,他应该是楚昭王的妹夫即钟建之子。因此...     

龙阳灯铭文补释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庄战国墓地出土铜灯的铭文中“龙阳”是楚国地名,“邑子”,文献习见,在铭文中是墓主的同乡。秦墓中伴出楚漆器、楚铭文和秦铭文,这为墓葬之中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楚史稿》序言

《楚史稿》即将问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它对楚国历史和楚文化的研究,必能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由于楚国历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它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了一个历来颇为受人关注的位置。建国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结合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楚文化的研究成为“热门”,楚史研究必须大力跟上和配合,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此作出大量的有益的探索,为我国当前国别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树     

广西出土的楚文物及相关问题

楚文物是体现楚国历史文化的具体实物遗存,是研究楚文化最直接、最客观的实物资料。楚文物中有的器物由于当时就大量制作和使用,已散布到楚国各地,有的则因为战争、交聘、商业贸易等方式,被当时人携带到远离楚国疆域以外的地方;有的器物则被人世代相传,在秦灭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在使用和保藏。所以,发现楚文物的地方就不限于楚国的疆土,也不限于楚国实际存在的历史时期。广西地处五岭之南,原是百越聚居的地     

楚方城及其与楚国的军事关系

方城是楚国捍卫北部边疆的坚固防线。在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与战国七雄的对峙中,方城曾发生过很多次鼍鼓雷鸣,干戈交夹的战争,楚国的铁骑也曾多次从这里冲出,踏破中原诸侯国的疆土。楚方城与楚国的军事具有密切的关系。现就楚方城的建筑区域及与楚国的军事关系,试作探讨。一、楚方城与韩长城《水经注·(?)水》:“叶东界有故城,始(?)     

从出土天平看楚国的黄金货币化

湖南的考古发掘证实,自西周中晚期,楚国开始向湖南发展,至春秋末或战国初,楚势力进入湘南后,湖南全境成为楚国重要版图,长沙成为楚南方重镇。     

楚势力进入“五溪”年代初探

“五溪”[1]地区在战国时期为楚之黔中地，是楚国西南的一处重要战略基地。楚的黔中郡治就设在其境内的沅陵县[2]。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倍受历代史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楚文化研究的深入，研究“黔中”的文章也不少，虽在一些问题上存有不同看法，但对推进楚文化的研究和“五溪”地区的历史研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在这种学术氛围影响下，笔者不惴学术浅薄，特撰小文，就楚势力进入“五溪”的年代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同仁指正。关于楚的势力（指军事、政治势力）是何时进入“五溪”地区的，存有多种意见，有“春秋说”、…     

楚玺两考

一、“高之”考古玺印有“高?之玺”(《古玺汇编》第23页0132),马国权先生曾据此玺白文有边、文字粗放等特点,推定为楚国官玺。我们认为,玺文府字作“?”,之字“?”,都是楚文字的通常写法;高字作“?”与楚王?感鼎铭乔字所从高旁相同;“?”下从贝作“?”亦为楚文字所仅见。因此,断此玺为战国楚物是可信的。     

论楚国家的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楚的社会经济形态

论楚国家的形成和春秋战国时期楚的社会经济形态刘玉堂历史事实表明，终西周之世，楚族一直未能脱离原始的氏族社会形态。那么，楚族何时跨入国家的门槛？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处于何种社会经济形态？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一、楚国家的形成《史记·楚世家》记：“冒十...     

宿州出土古钱奇品——楚大布“十货”会面钱

战国时期楚国铸行的异形布币两种：一种是殊布当圻背十货钱。一般长98mm,足宽35mm,重约31．5～37g,俗称“楚大布”,该钱以其形体大、铸工精湛,钱书法美而成为战国时期南方货币的代表品种,是为古泉大名誉品之一,历来为古泉爱好所钟爱。另一种是四布当圻钱,其形体如两枚小方足布双足相连,故亦称：“连足布”,其形体较小,易于损伤。出土甚罕。宿州地区古为楚国故地,故“楚大布”在宿州地区屡有出土。如：     

楚与秦汉漆器的几个问题

关于楚与秦、汉漆器的源流问题,目前在学术界有着一种影响面很广的推测,认为“秦漆器工艺可能就是在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从某种角度上讲,秦汉漆器工艺可能就是楚国漆器工艺的继续。①”一些同志以推测为依据,将秦、汉漆器中最富典型特征的器物当作为楚漆器,用作为研究楚文化艺术风格以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资料。②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楚与秦汉漆器的源流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荆州遍地是古墓

熊家冢堪比秦始皇陵 想当年,楚国辉煌的时候,秦国还没那么强大呢。但是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陕西的秦兵马俑,知道了当年的秦国有多“牛”。楚国曾经的辉煌也绝不逊色于秦,只是人们对楚国的了解相对要少,而荆州地区大面积的楚墓群,迟早能给人们补上这一课。     

楚庄王的霸业与楚国的出路--楚民族政治理性与民族个性精神的双重提升

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对其以蛮夷率诸候的政治地位,后世儒有着“微言”与“大义”的二难评价。如果我们将楚庄王的霸业置入春秋战国时楚民族的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加以考察．便会发现楚庄王的霸业是楚民族政治理性与民族个性精神在春秋时的最高体现;楚庄王的霸业也预示了庄王之后的楚国发展必将面临着一个楚民族精神提升或曰转型的艰难课题。     

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

以封地之名冠称君号,是战国时期越国封君制中从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定例。因此,对于楚封君封邑地望的稽考,是探讨楚国封君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对当时所知的楚惠王至楚亡时的三十二名楚封君封邑所在,作了简略的初步认定。由于该文着重于从楚国封君制的特征、封君的权势、封君制的弊端方面进行探讨,对有关地名的释读和方位的考查,未作正面论述。因此,对其中的部分封邑地名及其地望,还有必要再作些补充说明或重作认定。随后撰写的《包山楚简“封君”释地》(以下简称《释地》),又对湖北荆门包山楚墓简文所记楚怀王时的二十三名封君的封邑地名及其地望作了考释。除《初探》、《释地》所     

令簋、禽簋中的“伐楚”问题

令簋、禽簋应为成王即政之后器。铭中所记“伐楚”既非昭王南征荆楚,亦非周公伐奄,而是成王东进所伐中原楚国,其地在今河南滑县东。这个楚国早在殷末周初即已存在,其中一部在周文王时代由鬻熊率领南徙江汉流域,是为荆楚。     

据出土战国楚简文献校读《鹖冠子》

近年来,楚简文献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可借之以校读经秦汉人转写整理过的传世楚国古书。根据楚简校读战国时楚人所著《鹖冠子》,发现有些字形为楚文字中特有,秦汉时期的人整理时误认,例如误“斩”为“轸”、误“■”为“顺”等;有些字根据楚简文献所反映出的楚人用字习惯可作出更为妥帖的破读,如将篇名“著希”读为“书希”、将“随君”读为“惰君”等。这可以体现出土战国楚简对校读传世文献特别是楚国古书的重要价值。     

从清华简《楚居》看楚史的若干问题

本文将《楚居》与传世文献及出土楚简加以比对,对楚的族源、楚建国时间、楚丹阳及楚都郢等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新的探索思路。文章认为楚源自华夏体系;楚建国于西周早期的熊丽时期;丹阳再不能作为探索楚国早期居地的依据,文献及出土楚简中所记的荆山、沮、漳等才是立足点;楚国都城称郢始自楚武王,郢称的出现体现了楚国欲称霸天下的雄心,楚国的郢都不止一两处,而是多处,楚王好迁也体现了楚国不断扩张的历程。     

晋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新探

本文论证楚公逆钟铭文的祭祀对象“四方首”指四方社、稷之神。钟铭记载了对楚国社稷、祖先的一次大祭祀,其中使用了战争掠夺的人牲作为祭祀品。文末对铭文中读为“谐”与“肆”的两个字做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