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者——父亲刘大年晚年记事

我的父亲没有进过洋学堂,也没有欧美留学的经历。他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任校长的长沙国学专修学校念过一段书。儒家传统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是他早年的理念与追求。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八路军战士,他经受了残酷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科研部门的负责人,他犯过“左”的错误,也遭到过游街批斗和《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革”后,他有反思,也受到各种不同思潮的排斥。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坚定不移,始终没有动摇。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毛、刘分岐与“文革”的发动

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3年困难时期已严重地暴露出弊端,为了公开而比较彻底地纠正其错误,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毛在1月30日的会上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毛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的这个自我批评并不深刻。当他听到刘少奇在会上对…     

试析张闻天的纠“左”防“左”思想

众所周知,张闻天是30年代初党中央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犯过“左”倾错误。但他一旦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后,能够面对现实,检查和批判“左”倾错误,并且逐渐深化认识。因此,在遵义会议时,拥护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正确地把握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提醒人们防止右倾错误的发生。建国后,他虽然不居高位,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在他的言行和著作中,体现出一条非常明显的纠“左”防“左”的思想红线。今天,进一步总结这一深邃的思…     

邓小平授意创办《思想战线》被“四人帮”扼杀经过

在我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大半生中,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思想战线》杂志时,与“四人帮”斗争的那段经历。1975年秋,我从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那时全国总工会没有恢复,《工人日报》也无复刊消息,我感到很苦闷。正巧,我的老领导胡耀邦同志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党组书记,我便写了封信给他,问能不能给我在科学院安排个工作。这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正在遵照邓小平（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的指示,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副主任胡绳、于光远的直接领导下,筹办《思…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何孟雄,是中国“北方革命运动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斗争史上,曾有李立三及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统治,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这期间,何孟雄挺身而出,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并站在最前沿与王明宗派主义和错误路线斗争到最后一刻。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批判,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详情请见《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正>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1966年，我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我所认识的廖沫沙

廖沫沙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十年浩劫中,由批判他写的《有鬼无害论》《三家村札记》等文章开始,使他蒙冤文字狱,又身陷牢狱,惨遭迫害。但他心胸豁达,处变不惊,终于熬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1978年,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任记者,听说沫沙同志在朝阳医院养病,连忙赶去看望。后来又向他约稿,有过多次接触。     

一九五八年的河南教育“大跃进”（二）——教育工作回忆之一

八大二次会议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5月5日开幕的。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犯有右倾保守错误的同志,有些在会上作了检讨,有些受到批判。河南代表吴芝圃。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公开批判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河南代表团其他同志在小组会上也接连对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展开了斗争,揭开了河南全省批判“潘杨王”的序幕。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在我国历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主义的讨论。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毛主席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这样的讨论有利于理论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发展。 这场争论是由于翦伯赞同志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引起的。针对当时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片面性、绝对化、现代化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翦伯赞同志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应邀到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讲学,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持的态度和应尽的职责。 但是,蓄意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统统打倒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利用戚本禹这支黑笔,对翦伯赞同志进行突然袭击,中伤诬陷。一九六五年三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点名批判翦伯赞同志,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第一条就是诬蔑翦伯赞同志“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戚本禹在文中列举了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别——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指出他们如何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接着打棍扣帽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在1958年10月的飞机失事中殉职,随后受到隆重追悼。在此之前的“拔白旗”运动中,他被斥以“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等罪名而受到批判。空难终止了批判,也使他“躲过”了以后多次政治运动直至他的许多同仁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详情请阅《郑振铎最后的日子》—文。     

文革中民主党派向毛泽东集体告状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展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因为“帮助共产党整风”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而受到点名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与此同时,民主党派的地位、影响、作用受到质疑,从“一个篱笆三个桩”中必不可少的“桩”,沦为装饰性的“政治花瓶”,遭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挫折。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的背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的风潮。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     

彭清云"击毙"了常冈宽治吗?

《百年潮》2011年第2期刊登的《协助白求恩锯臂救彭清云将军》一文中,白求恩同志给彭清云将军截肢的惊险场面和将自己的鲜血输给彭清云将军的感人故事,深深吸引和打动着读者,很有教育意义。我与彭清云将军有过一段交往。他在总参通信部任政治委员时,我在他领导下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他调任总参政治部主任时,我在总参政治部文化部任副部长,工作关系非常融洽。我与该文作者李朝选同志,30年前在组建中央军委直属队体工队时曾共事5年。对于他文章中提及的彭清云将军“击毙”常冈宽治一说,我认为不准确,应该是“击中”。     

《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读后

《炎黄春秋》编辑部：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马仲扬同志《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一文,有一些感想。文中说：“他（康生）有上谗得宠的权术,又有制造冤假错案的‘特长’”。确实如此。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与康生曾有过接触。当时中央研究院是整风试点单位,开始时对王实味错误思想作批评,由于康生插手,把这次思想批评变成政治斗争,又由政治斗争变为敌我斗争,最后直至将王逮捕、处死。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领导,康对李不满而认为李领导不力,又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就采用“上谗”的权术,…     

地下党员思想教育的公开园地——重庆《新华日报》“团结”专页述略

《新华日报》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 ,是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中共党报 ,它始终面对着极为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 1942年 ,《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整风 ,一直延续到 1943年。“团结”专页创办于重庆《新华日报》改版的第二天 (1942年 9月 19日 ) ,由当时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的石西民主编。其宗旨是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 ,成为“向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公开园地”① ,被读者“当做一面镜子 ,想从别人的反省文章中照见自己的弱点或缺点”。②“团结”专页每逢周六出版 ,每次半个版 ,至 1944…     

南京回声：《南京浩劫》辩论中的虚构、偏见与幕后推手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这部颠覆性的著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知名历史学家及读者的广泛赞誉。但是,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反应,不仅有来自日本方面的猛烈批评,而且西方学术界也陆续发表尖刻的评论,有些批判来自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张纯如的著作并非完美无缺,如果批评者就事论事指出史实错误或观点错误,实属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文章充满恶意,甚至是人身攻击,采用了张纯如必须被摧毁的策略,最终导致该书在部分学术圈中有了“错误”和“质量差”的名声。追根究源,日本外务省是大部分“大批判”的幕后推手,资助并推动了旷日持久的抹黑、丑化张纯如及其著作的“公关”活动。外务省的影子刊物《日本回声》陆续发表知名历史学家如傅佛果、秦郁彦、库克斯等批判张纯如的文章,2007年南京沦陷70周年之际,相关的文章被汇集成册,以《南京辩论概述》为名出版,作为70周年献给英语世界的“礼物”。通过普遍的夸大、错误的引用、歪曲原文等方式,这些文章给张纯如和她的书戴上了虚构和带有偏见的帽子,扭曲了公众和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理解。然而,这些文章却被宣传为现代的、客观的和科学的历史研究...     

揭发张闻天，我至今无法解脱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我的叔叔乔冠华

我父亲乔冠军是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大哥,早年参加革命,为20世纪30年代盐阜区地下党的骨干分子之一,与胡乔木(时名胡鼎新)、胡扬(时名邱剑鸣)、魏宪一等革命同志关系密切。他们组织严密,经常秘密出入我父亲住地,关门开会,研究对敌斗争策略。那时,我父亲的公开身份是盐城某小学教师。与我三叔乔冠华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胡乔木(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因参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而暴露身份,经组织同意后,自北平经上海返回盐城隐蔽,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是年(即1932年)暑假,我三叔乔冠华亦从清华回到家乡。在我父亲处,三叔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