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鄂本笃与丝绸之路

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大量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多从海路而来,但有一位耶稣会士却另辟蹊径,自陆路来到中国,他就是鄂本笃。他所走的路线,正是丝绸之路所经之地,即印度一阿富汗东北一帕米尔高原一塔里木盆地一河西走廊。     

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

一明末清初大量欧洲耶稣会士的来华引发了一场直接的、规模甚大的中西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精神方面（如思想、观念与宗教意识方面）,同时也是物质方面的,法国耶稣会士所携入的大量“西洋奇器”①即为一例。然而,这种物资文化方面的交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     

试评18世纪末以前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

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国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我国解放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界名流也多有论著。1957年,朱谦之先生任教北大时,着手修改他于1940年出版的旧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将此书的“前论”作为讲义印发,文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朱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华耶稣会士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①除了朱     

伊索寓言传人中国的时间应提前

伊索寓言传人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据戈宝权先生《谈利玛窦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一文考证,最早将伊索寓言带进中国的,当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和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     

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编年史研究探源

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几部重要作品中对三代以前中国帝王世系的记录 ,来了解耶稣会士研究中国上古史所可能依据的中文资料 ,以为评价 17— 18世纪欧洲人有关中国上古史和编年史的讨论奠定一个文献基础。分析结果显示 ,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知识并非如他们自称 ,出自儒家经典和官方正史 ,而是来自宋代以后出现的不入流的编年史书。这说明耶稣会士为欧洲人构建的中国历史知识基础并不牢靠 ,而这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人误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因。     

前后期汉译西书译词的传承与发展——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年）中的五带名词为例

“热带”是耶稣会士创制的地理学译词,为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继承并传播到日本,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的标准术语。但是“热带”的传播并非直线性的。因缺少本土知识分子的帮助,19世纪初来到广东的新教传教士没能及时注意到耶稣会士的文化遗产,对于耶稣会士中文着述中的译名也没能加以借监。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到上海的传教士们,在王韬、李善兰等帮助下,开始积极地吸收耶稣会士的成果。本文对译名在传承、普及过程中的种种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从利马窦的中文著作看中西文化异同

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士曾起过桥梁作用。由于他们的译介,一些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得以传入中国,而也正是通过他们,中国的部分典籍被介绍到西方。 利玛窦是来华耶稣会士的早期代表人物,在中国生活近30年之久。他不仅是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者,还是宗教观念和人生伦理的介绍人。他的译著获得当时名家好评,在知识     

晚清西学约议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渐深入中国,被称为“西学”。然而西学的传入和这一名词的使用,却早在明清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 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     

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18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1773年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葡系耶稣会士对葡萄牙远东殖民利益的促进作用

远东保教权在葡萄牙的远东殖民扩张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它庇护下前往远东的葡系耶稣会士对于发展和巩固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建立和维系商业关系、提供商业信息、参与商业贸易和殖民管理等方面葡系耶稣会士的种种世俗活动对葡萄牙殖民利益极具促进作用,传教士的这些世俗功效是它国争夺远东保教权的重要原因。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利玛窦与肇庆官场

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前来中国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是年传教士曾三度被允许进人中国,但未能建立居留点。经过一番活动．传教士于次年10月在肇庆取得立足之地。广东这次“对外开放”。并非因为大明帝国的国策有什么改变．更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官特别开明．整个过程不过是一场行贿与受贿的博弈．这就注定耶稣会士的中国之行必定焦头烂额．而且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     

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 皇帝的网络与赞助

本文考察的是在康熙皇帝赞助西学之下,耶稣会士医学和耶稣会士医学活动是如何在一个多族群医疗活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宫廷中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专习医学的传教士,成了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的穿针引线者。他们通过侍奉康熙皇帝的医学活动,可以接触皇帝甚至是与其周围人有着亲近机会。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满汉文医学奏折,它们见证了耶稣会士医学在康熙宫廷的传播与实践。这些文献的私人和机密性质以及它们反映的部分宫廷政策,显示出医学是如何成为受到康熙皇帝系统赞助的西学的一个领域的。本文还鉴别出一些属于皇帝权力和特权的广泛网络的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当康熙皇帝对于一些股肱文武官员及皇室成员的健康问题表现出个人的关切,有时甚至是分发耶稣会士医药给他们时,这种权力和特权表现得尤为明显。     

晚明基督徒的经学研究

选择“晚明基督徒的经学研究”作题目，来给余蓓荷教授的学术纪念集写稿，是基於这样两个原因。首先，本文的部分内容与徐光启有关，而它正好是余蓓荷教授当年博士论文的题目。在我看来，她写的有关徐光启的两篇论文，仍然是这一题目上最好的。因为不幸是用德文发表的，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第二，我在此使用的强调“附和晚明在华耶稣会士学术思潮”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两篇文章的启发。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取向，余蓓荷指出：人们不应只看重耶稣会士的活动，     

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

清代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时代,也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全面传播的时期,在这个文化大交流中,法国传教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很久以来,由于外文材料利用方面的种种困难,国内学术界似乎从未对法国传教士进行过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有感于此,参考在国外接触到的某些外文资料写成拙文,对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一个侧面──传教策略作一尝试性探讨,希冀能对国内开展对法国传教士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关于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天主教事业在华奠基人利玛窦。１６１０年５月,…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建国以来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综述

<正>由于在掌握语言、史料方面的优势和对教会史研究的现实需要,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最早是从天主教会内部开始的。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史的研究基本都呈现出通史研究的倾向。最早对中国天主教进行研究的是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神父,他的《正教奉褒》列有晚清各地方官府针对天主教发布的告示,现已成为研究清末教会的重要资料。民国年间,华人耶稣会士萧静山司铎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