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

二十年前,白寿彝同志曾撰写《谈史学遗产》(载《学步集》页129—154)一文。今年,他又在《史学史研究》季刊上,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我认为,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许多见解,对推进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种情况,今天还是存在的。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1981年史学史研究概述

1981年,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兴旺的景象,发表在全国性报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上有关史学史的论文有一百来篇。其中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对某一个问题、某一部史著、某一位史家的探讨。讨论比较集中的有: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史书的体裁问题、对司马迁和章学诚两大史家的评价问题。除这四个问题之外,从古到今,上起《春秋》、《左传》,下至近代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都有专文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对“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是比较少见的。对前人的史学遗产如何批判继承,这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寿彝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第一至四期。本文所提及的论文及报刊均以1981年为限,故不标年份),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答客问”的形式,谈得比较全面、透彻,对人颇有启     

《中国史学史论丛》

这是一本论文集,收有作者历年所写的中国史学史论文二十二篇,末附《读史札记》十八则。在《前言》中,作者阐述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看法,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首先应该绍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知识;进而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阐明中国史学思想领域中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最后达到总结中国史学的成就,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史学遗产,借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目的。”     

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

在现代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史学和为变革现实而研究历史的“致用”史学,进入４０年代后,这两派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本文主要探讨了４０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的新的研究动向。     

R.H.托尼与英国百年史学

R. H.托尼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知名史学家,但受20世纪中后期新史学思潮冲击和右翼史学家批判,他和他的著作逐渐淡出英国史学界,直到最近,托尼的史学遗产才重新受到重视。托尼的个人命运与英国百年史学变化相互映照,通过分析托尼所处时代和他对16、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以及英国新史学、修正派史学对托尼的抨击和21世纪新环境中托尼的“回归”,可以看出,他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对下层民众生计的关注,以及所采用的宏大叙事史观和研究方法仍有学术生命力。     

鲁滨逊“新史学”的学术渊源

鲁滨逊新史学继承了本土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遗产．,从欧洲汲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是美国本土和欧洲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社会进步理论、实用主义价值观、历史广泛性的理念、历史的经济和心理的诠释理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思想、历史相对主义以及前人对科学史学的批判等,都成为它的学术渊源。     

试论赫尔德浪漫主义历史哲学思想

赫尔德是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学家,他身上兼有启蒙与浪漫的双重因素,这使他成为思想领域的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新观念。他的“历史的有机体“的观点,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启蒙运动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历史发展的个体性、多样性、内在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他理解历史的“移情“方法,对浪漫主义历史学和后来的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

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优良的史学传统的国家。总结我国的史学遗产,继承和发扬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是关系到史学史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可是这项工作过去做得不多,我们今天应该把这项工作加强起来。我认为,探讨和     

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分析与评价综述

集中反映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观点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于1986年在我国翻译出版,从而使我国学者能够进一步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在他们的研究中,除了围绕“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介绍和阐释外,还把注意力放在了对它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上。其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柯林武德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传统的、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统治了西方史学界很长时间,在这种思想方法的统治下,历     

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

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这一名词开始频繁在国内报刊出现,既有学者大力倡导,亦有学者相当怀疑。①近代史学界对此亦有回应。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学术史的维度,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其间对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有诸多分析与讨论②,张佩国则直接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出版了他的专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③。那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对近代史研究可能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正(《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实际上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史学的双重变奏中进行的。这在新史学的两位领袖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新史学中有充分体现。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创建的新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还多     

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和平共处论比较

在1961年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和1986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和平共处政策分别被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是“一种国际秩序”载入党纲。显然,和平共处政策的这两种提法具有重要区别。那么,这两种提法各自包含了那些理论的差异?两者是否存在着继承关系?本文拟就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和平共处思想作一些比较研究。     

读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分五编,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晚年期。著者在“前言”中说:“要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不但要鉴取近代中外史学的经验教训,还必须从我国古代史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史学遗产,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寻求规律,推陈出新,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又认为要达成此艰巨任务,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考察,即:考察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斗争;考察史学技术,即编纂学方面的发展;考察史著中文学手法与恶劣文风的斗争。通观全书,可见本书对这三个方面的考察以前二项为重点,后一项论述得比较少些。“前言”又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本     

柯林武德的世界史学叙事及其缺憾

柯林武德终其一生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反思和批判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实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从而倡导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然而，在全球史学史的视野下，将柯林武德关于世界史学的探讨对勘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讨论，可以发现柯林武德并没有从东方的中国或印度开始讨论历史学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而是将希腊的希罗多德看作是科学历史学的开创者，不自觉地将自己预设的“科学历史学”的标准当作了一种实质，从而没有将历史主义思想贯彻到底，不免落入他自己所深刻批判的实质主义的陷阱之中，带有不可克服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当然，在柯林武德所处的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突破了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的线性进步史观，但关于世界史学的讨论还是凤毛麟角，由此也不应苛责前人。进一步而言，柯林武德在探讨历史哲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自我挑战、不断自我反省的精神，仍旧是全球史学语境下不可或缺的史学理论遗产。     

“过秦”和“宣汉”——对史学社会功能思考之一

一、人类智慧和向上力的一种显示历史学,作为总结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的一门学科,它的重大社会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反思人类自身的历史经验,帮助确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的对策,以有力地推动社会前进。近年来史学界在讨论包括史学社会功能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时,注意引进国外的理论,这无疑有益于推进我们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发扬本民族优良的史学遗产,重视发挥我国当代史学家独创性的论点,这对于活跃学术空气和丰富史学理论同样意义重大。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各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在观察处理现实问题的关键时刻,都曾自觉地把反思历史作为行动决策的参照物,“以史为鉴”,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这是人类智慧和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