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回顾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的巡视检查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共产党人立足赣闽边区,开辟了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变本加厉推行所谓的"杀死政策"和"饿死政策",企图断绝白区对苏区"粒米勺水之接济,蚍蜉蚊蚁之通报",     

福建近现代“闽茶复兴”政策与茶业职业教育

民国福建茶业职业教育的兴起,与晚清闽茶由盛转衰、社会各界呼吁政府尽快推行"闽茶复兴"政策有密切关系。民国24年(1935年),福建国民政府鉴于闽茶危机加深,认为培养茶业职业人才和改良茶叶生产是"闽茶复兴"的基础,遂决定创办福安初级农业学校茶业科和福安茶叶改良场。兴办茶业职业教育学校和设立改良茶叶场是福建国民政府实施"闽茶复兴"的重要政策之一,亦是近现代福建茶业职业教育的开端。     

抗战期间福建省粮食统制政策的实践与失败——以陈仪的公沽政策为例

文章梳理抗战时期福建粮食公沽政策实行及以失败告终的来龙去脉,分析在全国各省均实行粮食管制的背景下,为何福建省的粮食政策竟会遭遇严重失败,并进而探究福建省主席陈仪离闽的主要因素。     

近代福建（三）

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蒋介石随即派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为了强化对福建的统治,采取以下措施：     

亳县"旱粮改水稻,淮北变江南"的失败

在亳县农业生产的历史上,1950年代的"旱粮改水稻,淮北变江南"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它劳民伤财,从大规模的一哄而起,到以失败告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当年亲历此事的农民还记忆犹新.     

闽系红砖建筑概论

正作为福建土楼、土堡、红砖、灰砖四大民居建筑之一,以红砖赤瓦、燕尾山墙、木石雕刻装饰为特征的红砖建筑在福建闽南一带十分常见,已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它们被专家统称为"闽系红砖建筑"。这类建筑具有独特的风格、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我国民居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01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一、红砖建筑分布范围闽系红砖建筑,广泛分布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莆田、     

福州先秦考古三论

一、闽族的形成和发展福州地区的古代先民,创造了前后相续、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闽族的形成,为福州从而也为福建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进步奠定了基础.至迟在商末周初,福建先民已迈入了青铜时代,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最先实现这一飞跃的.是福州地区的古闽族人民.1974年至1978年发掘的闽侯县鸿尾乡黄土仑遗址,碳14年代为距今3200年前,即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这是福州地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址.它出土的大批制作精美的陶器,具有强烈的仿铜器作风,表明它受到了商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相当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的土著文化.我们认为,这就是闽族形成期的文化,可称“闽文化”或“闽族文化”.这一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印纹硬陶的制作技术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但器类繁多、     

辛亥革命福建货币

辛亥革命福建货币刘敬扬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１９１１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ｉｕＪｉｎｇｙ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ｋｉｎｄｓ,ｉｓｓｕ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ｔｅｄａｎｄｃａｓｔｂ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１９１１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各省相继响应,１９１１年１１月福建光复,中华民国闽军政府成立,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任都督。自闽省光复至“二次革命”失败,前后两年期间曾印铸发行闽省军务公债票、中华福建银号台伏票、银元票以及中华元宝银角、福建通宝铜钱、中华元宝铜元等货币,对于缓解闽省财政困难,维持社会金融秩序,巩固新生革命政权等方面,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拟对辛亥革命时期福建货币作一简略介绍。中华福建银号纸币闽军政府成立伊始,所颁新政中有“不发纸币,维持金融稳定”一项,是因为以鄂军政府为代表的中央军政府有过由已光复各省公出预备金、统一发行中华民国通行纸币的建议。闽都督孙道仁连续两次致电鄂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恳我公与张季直君会商发行民国纸币办法,电布以求一律。”表示“对于公出预备     

《闽大记》编纂特点与性质研究

王应山《闽大记》是一部成书于明代中期的福建地方史志著作。该书在编纂思想,以及体例设置上都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对心学多有批评,体现了福建作为理学大本营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明代前中期思想界的变化。学界现有观点多将《闽大记》视作明代福建第二部"省志",但从其体例特征,以及明代学者对其评价来看,其书地方史的性质更为明显。《闽大记》史、志杂糅的特点,也体现了方志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两者分离过程的漫长与复杂。     

"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稿完成

厦门大学历史系四年级考古研究小组全体同学在党的领导下,师生合作.在四月下旬,完成了长达十余万字的"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稿一书.这本书是根据已发现的福建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全面地介绍福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及所反映的生活和文化.供大中学师生、解放军、机关干部及广大社会青年阅读之用,内容力求简洁明确,文字通俗易懂.全书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总论,简略地介绍了新石器时代的一般知识和解放后福建考古工作概况.第二部份对福建已调查发掘的遗址、遗物加以归纳,进行     

“福建事变”中的地方民军

在外患严重,民族危亡时刻,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带领19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蒋民主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福建事变”从酝酿策划到失败,为时极短,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仅两个月,昙花一现,瞬间凋零,成为现代史的一幕悲剧。究其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有一点却为人所忽略,即民军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9路军对福建民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剿灭”到“招抚”的转变,后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是造成“闽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抗战名师——十九路军

正对于十九路军,大多数人仅了解其"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历史辉煌,更多还知道它是"福建事变",即所谓"闽变"的主体。事实上,十九路军的番号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却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和复杂历程的部队。十九路军部队及番号的由来民国初创,群雄并起。手无一兵的孙中山,深感军阀之不可靠。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     

清代闽籍著名书法篆刻家林霔艺术风格刍议

<正>明清之际,福建印学蔚为活跃,是仅次于吴越和新安的重要地区。虽因闽籍印人"生于海滨,多为人所忽略。"———周亮工《书倪觏公印章前》,加之清代"迁界"、海患频繁等政治和军事等原因,许多闽籍印人的艺术影响在全国一度被湮没。但对闽、台地区及其后世的书法篆刻影响深远。周亮工在《闽小记》和《印人传》都记录了不少闽籍印人,林霔是其闽、台篆刻家中首肯的一位。清代著名学者郑杰在其所著     

福建地方史志的产生与发展

正福建在汉魏以前未有史志,只是《尚书·禹贡》记九州中的"扬州"有所涉及;《山海经·海内南经》有"闽在海中"的记载;《逸周书·王会》也有"东越海蛤……其人玄贝"、"东越朝问于周"的记载。这些都是零星、片断的记述,难以窥见福建地区上古时期的历史面貌。此后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东越列传",《汉书》"地理志"、"闽粤王列传"中,对福建古代地理与人文情况开始有了较为翔实、系统的记载。     

试论我国东南地区古代的民族名称

先秦时期,创造我国东南地区文化的主人,过去学者一般均认为是越族(百越)。可是在近年来,有些治越史者又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1.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把越用为族称;2.福建的土著族是“闽族”,汉代的“闽越”系福建土著“闽族”与南来的客族“越族”混合;3.“越”是被称,越人自称“濮”;4.“百越”与“百濮”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称呼,战国以前称“濮”,战国以后通称“越”。针对以上各家之说,本文也就“闽”、“越”、“濮”诸族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依史书记载,在我国东南地区的苏、皖、浙、赣、闽和台湾等省,古代居住着一些不同的民族。就各地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除福建、上海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外,其他省区均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福州民间信仰源流初探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就特别发达。闽都福州的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形成"同中见异"的关系。福州民间信仰在土著—闽越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汉唐以来不断吸收融入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闽越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尽管在中原宗教文化的浸润下,中华汉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日深,然而在融合重构中本土化地域特色愈见鲜明,由此勾勒出闽都福州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多彩风貌。     

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建构的个案研究——以“福建人”闽帮总机构为例

以华人移民的帮群社会结构特征为切入点,对福建人建构闽帮社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以祖先崇拜文化建构恒山亭坟山组织的阶段、以神明信仰文化建构天福宫庙宇组织的阶段,以"科层化"组织为特点的现代华人社团组织阶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新加坡闽帮总机构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中,为适应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华人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闽帮社群经历了一个制度化建构的历史过程。此一演进的过程亦是帮内凝聚与整合不断提升的过程。     

"香花僧秘典"、"万五道宗"、"西鲁故事"与天地会起源

20世纪90年代,福建诏安长林寺遗址、万五道宗遗迹以及被罗炤取名为"香花僧秘典"的手抄本的发现,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因"秘典"中抄录了一些与天地会有关的内容,罗炤先生又确认"香花僧秘典"的主要部分系出自万五道宗之手,故认为"秘典"乃研究天地会起源之珍贵史料,万五道宗乃天地会创始人。这一结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天地会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2006年笔者在福建东山苦菜寺拜访了该寺住持白文太,见到该"秘典"的真本《正源》。两相对照,发现《正源》中并没有涉及天地会之内容,"秘典"中所载天地会之人物、诗句,乃抄录者所添加。"秘典"既有"同盟会"字样,说明绝非出自康熙年间万五道宗之手,故不能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依据,有关结论也难以成立。但诏安长林寺遗址的发现,却有助于解读天地会《会簿》中西鲁故事。     

郭柏苍的《闽产录异》及其史料价值

福建枕山临海,物产富饶。从现存的闽省文献来看,最早系统记载福建物产的志书是宋朝梁克家的《三山志》和赵与沐的《临汀志》,明清时期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王应山的《闽大记》、何乔远的《闽书》、周亮工的《闽小记》、陈寿祺等人的《重纂福建通志》,也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福建的物产状况作了增补。不过,真正被后人誉为福建物产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则是晚清福州学者郭柏苍撰述的《闽产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