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与胜利——试析布卢姆与莫莉婚姻关系的现代性

《尤利西斯》在整体上构成了对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戏仿,利用英雄史诗的框架表现出现代性的内容。本文通过分析《尤利西斯》对《奥德赛》中“考验与胜利”情节的戏仿,进而探究布卢姆与莫莉婚姻关系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婚姻双方的复杂心态。     

坚挚的生命体验——试论梁宗岱对里尔克诗艺的把握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对中国现代新诗迈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宗岱对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梁宗岱以典雅流畅的文笔翻译了里尔克的诗歌精品,并以里尔克的诗歌“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的诗歌观念作为重要的诗学原则,从而对中国现代新诗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     

叙事型构·文本界限·叙事界域:传统指涉性的发现

在诺苏彝族的本土口头传统中,史诗“勒俄”的源文本是极其丰富和多元的,同时也有着极其强固的文本性属观念与口头叙事法则。在田野研究的逐步推进中,我们意识到必须认真检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其内部的叙事机制是什么?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是:1)史诗“勒俄”的源文本形态及其叙事结构的民间记忆方式是什么?2)在有关“勒俄”的民间话语中为什么会出现“公勒俄”/“母勒俄”和“黑勒俄”/“白勒俄”两套语汇,其间的传统涵义是什么?3)书面化的史诗本事与口头演述的史诗叙事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与区别,民间叙事的传统规定性是什么?一…     

颂雅祭祀乐章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颂雅祭祀乐歌作为诗的开端,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很深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祭祀乐歌,它直接地影响到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作为庙堂诗歌,它直接开启了象汉赋、颂、铭等为统治阶层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而它的“史诗”叙事性还有浪漫色彩又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无论学科的形成,还是理论的建构,乃至学派与学者的学术观点,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当我们回过头来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术史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作世纪性的回顾和瞻望时做出科学的认知,才能更清晰地从外部环境上认识中国学界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而这不仅仅是在撰写中国史诗学术史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解决时下史诗学术自我定位和获得方向感时有必要反思的内容。     

试论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人类起源神话

我国的创世史诗,以南方为最多;而在居住分散、支系繁多的彝族人民中,创世史诗不仅流传于民间口头上,也见载于彝文经典中,其异文之丰富,实属罕见。因此,本文特对彝族创世史诗中人类起源神话的多种异文进行一些探讨。彝族创世史诗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约可分为五大类: 一是物质演化说,即人类的发生可溯源至某种生物乃至无生物。如云南楚雄州流传的《梅葛》原始材料中有“人是雨那里出”、“人是大石头上出”等说法。但四川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从艺术到佛法：艾伦·金斯堡与邱阳·创巴论佛教诗学（英文）

作为“垮掉派”诗人的代表,艾伦·金斯堡与其上师邱阳·创巴仁波切,于20世纪70年代,共同创立了以“诗歌与佛法”为主题的系列论坛,旨在以诗歌辅助修行,以佛法指导创作。金斯堡将其坐禅的经历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通过修习止观体悟诗歌的即兴表达,探索出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同时在修习佛法的影响下,金斯堡从《嚎叫》时期开始展现的反抗精神在这一阶段收获了新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了其后期以剖析“我执”为核心的非暴力诗歌语言。邱阳·创巴仁波切既接受过系统的寺院教育,又熟习英语文学与当代诗歌,与金斯堡等诗人一同探索如何以当代诗歌的语言教授佛法与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将诗歌创作转化为一种修行法门。邱阳·创巴受到禅宗艺术的启发,将诗歌等艺术形式与佛法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佛法艺术”的独特理论。文章通过深入分析艾伦·金斯堡及邱阳·创巴关于“诗歌与佛法”的相关实践与理论,探讨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下,佛法与艺术相结合的路径与成果。     

迥异有别的“诗史”——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与荷马史诗

自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提出史诗概念以来,历代学者所言“史诗”一词,专指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通过英雄的业迹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远古史诗,及至近年,随着各国创世史诗的大批发掘问世,史诗学界的看法有了新的变化,史诗被分为创世、英雄两类,这无疑是一项新的开拓。然而作者犹嫌不足的是,许多论者将迁徙史诗归为英雄史诗一类,故依据自己对哈尼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下简称《聪坡坡》)的调查,撰文提出以迁徙史诗为代表的叙诗性史诗与英雄史诗、创世史诗三体分列的看法,但因篇幅所限,论述甚简。     

舒婷诗歌写作特征论

舒婷诗歌既有现代派诗风的痕迹,更具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味。在诗艺上,她注重生动细节的运用和典型场景的择取;多用排比、反复、虚拟语态来结构全篇;好用警策之语振起全篇,以点睛之法凸显主旨;重视意境的营构和借物抒怀、托物言志手法的运用。是完全民族化的中国诗歌,并不具有“朦胧”的特征。她的诗歌,是新诗民族化道路上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格萨尔 世界最长且唯一的活史诗

正《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作为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格萨尔》史诗于2006年5月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柳亚子对南明史的研究

柳亚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一生发表了数千首诗词,被人们尊称为“今屈原”,他的诗也被称为“史诗”。同时,他对历史也深有研究,早在1901年,当他还在15岁的时候,就仿照朱熹的《紫阳纲目》,编写了一部《河东纲目》,根据“篡位得国者不得为正统,和不     

民族魂的投影——小议枣骝马

枣骝马是史诗《格萨尔》主人公的坐骑,有译为“赤兔马”或“千里驹”者,统称为“天马”或“神驹”。名副其实。从其名便能知其性。它是格萨尔大王的辅佐,可见其重要。 英雄史诗的创造者大都是游牧民族,藏学家们的研究表明,《格萨尔》的原生地亦是藏地牧区。 自古以来,马便是人类的朋友和伴侣。尤其在战争时期,马为英雄创造业迹有舍生赴死之功。英雄与马的亲密,无与伦比。无论在民间艺术家的口头,还是专业艺术家的笔下,马,都是被赞美的对象。如果哪位画家有兴趣将我国三大史诗的群马雄姿,——用彩笔绘制     

《格萨尔王传》故事情节中潜在的原始神秘性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流传广泛的藏族史诗。作为藏学乃至文化史上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长期以来广泛被学者们关注,可见这部史诗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现在通用的《格萨尔王传》版本是韵文体。以一个故事为中心,全本分成五章。第一章:介绍天神;第二章:降生;第三章:结婚;第四章;降伏妖魔;第五章:伏霍尔。全书以诗歌的形式押韵而成,文中场景复杂、战     

谈《格萨尔》史诗与民俗

外国的史诗,早已成为书面作品了,说唱史诗的艺人,也早已不在世上了。而我国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则至今还活在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上。国际上研究史诗的学者知道这一情况后,不少人都认为:《格萨尔》至今还活在人们口头上,这在世界史诗流传史上是个奇迹。正是这个“奇迹”,使得不少外国学者惊叹不已。     

从巨人群像看《苗族古歌》的美学价值

马克思曾经十分赞叹希腊艺术和史诗所显示出的“永久的魅力”。他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个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疑问,正是我们研究史诗要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同一篇著作中又指出:“就某些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     

《格萨尔》彩绘石刻

史诗是人类“童年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和对英雄的“绝唱”。其EPJC一词,由希腊文“叙事”（EPOS）演变而来,意为“神托”,是古代人在祭祀的时候代表神念出来的祭诗。这种“神托”的祭诗后经民间说唱艺人的口传,文人的加工润色,形成一种规模宏大的古代民间故事诗,成为了一种“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的英雄史诗。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石渠、[第一段]     

史文随笔

与《诗经》同时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显示出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强大的艺术叙事和记事能力的文学样式是中国独有的文史．即以完整而有条理的、构思严密的文字——散文的形式．以文学形象化的语言,翔实而生动地记叙下来的历史文学作品,相对于“史诗”,它们或许可以被称作“史文”。我们之所以将这含有特殊意义的“史文”与“史诗”相提并论．是因为它们无论从产生的历史阶段、实际内容和社会影响、文学价值来看．地位和意义至少是相当的。它们实际上就是中国汉民族的“史诗”．不过因为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它们未以诗的形式来表达和流传．     

浅析“气韵”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以山水画与唐诗为例

文章拓展分析了“气韵”在山水画与唐诗中的审美体现,以谢赫“六法”引出不同时代、不同画家对“气韵”的不同感悟,分析“气韵”逐渐转向山水画并在其中不断演变的过程和特点;以诗歌中的“气韵”为导向,分析“气韵生动”是如何运用在唐代诗歌创作当中;重点论述了“气韵”在山水画与唐诗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了“气韵”在艺术中的作用和地位。     

再论“格萨尔”艺人的“神授说”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除有众多手抄本在民间流传外,尚有许多民间说唱艺人以口头说唱的方式加以流传。以说唱《格萨尔》著称或以说唱《格萨尔》为职业的民间说唱艺人,藏语称其为“仲肯”。“仲”,是指富有幻想、传奇色彩的故事;“肯”,是指说唱这种故事的人或专门家。有的地方也将“仲肯”称为“仲巴”。“巴”,亦即人或者的意思。被人公认为“仲肯”的民间说唱艺人,对于《格萨尔》史诗,有的能唱三四十部,以中等篇幅计,多达三四十万诗行;少的也能唱几部或若干唱段,一般也在几千至几万诗行。艺人们何以能唱如此浩瀚的篇幅呢?艺人们通常的回答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