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汝阴侯漆器的纪年和M_1主人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两座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有“汝阴侯”铭文的漆器和铜器。漆器铭文中有“元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纪年。《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阜阳双古堆西双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读了简报,获益颇多。但简报认为“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并认为“双古堆M_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出土文献与《续汉书·郡国志》郡县名称校勘札记

《续汉志》郡县名称的书写存在一定的讹误现象。在结合传世文献的基础上,依据目前已经刊布的东汉时期的印章、封泥、金文、石刻、砖文等出土文献,可以对河东郡蒲坂、右扶风渝麋、汝南郡汝阴和汝阳、汝南郡定颍、梁国榖熟、魏郡黎阳、泰山郡梁甫、济北国茌平、丹阳郡、安定郡乌枝等地名进行校订勘误,从而呈现一份更为精准可靠的《续汉志》文本。     

晋临淮、淮陵二郡考

沈约在《宋书·州郡志》中写道:“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沈约这段话,也符合有晋一代特别是整个东晋的政区地理状况.晋临淮、淮陵二郡,自“永嘉之乱”后,更由于处于南北双方长期争战的前沿,而成为建置方面最典型的“未易精悉”的部分.加之资料缺乏,所以,有关旧志对这时期政区沿革的记载,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对吴、淮南两地政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在吴地,徙汝南王为江都王,辖东阳郡及原鄣郡的北部数县,将原鄣郡的其余地区和会稽郡合并为新的会稽郡。在淮南地区,徙庐江王为衡山王,割其东南部置为新的庐江郡,将原来江南的庐江、豫章二郡合并为新的豫章郡。这次政区调整既是中央集权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西汉辽西郡治所小考

西汉辽西郡治所小考颜廷真有关西汉辽西郡治所问题,有两种观点。其一,《汉书·地理志》记其首县云：“且虑,有高庙。莽曰钅且虑”。孙进己、王绵厚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认为且虑为辽西郡十四县之首,“按汉制,首县应为郡治之所在。又按汉代礼制,设有‘高庙’...     

魏晋十六国北朝关中侨置武都郡研究

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武都是指侨置武都郡。侨置武都郡始于曹魏。曹魏为与蜀汉争夺陇右,将武都氐人迁徙至关中,并先后在小槐里和美阳设置武都郡以进行管理。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十六国初期屠各刘氏和羯族石氏先后统治关中,将大量氐羌迁往关东,因此这一时期在关中侨置武都郡缺乏现实基础。苻健立国关中后,在战略要地宝鸡附近侨置武都郡,是其氐人本位政策的体现。北魏时侨置武都郡始领县级行政单位,统治范围扩大,标志着氐人的关中化,同时它也是太武帝平定盖吴叛乱时分化关中南道氐人的重要战略举措。西魏北周立国关中后受政区滥置影响,武都郡领县减少。隋开皇间侨置武都郡在当权者废郡、保留州县的地方行政政策的影响下消失于历史舞台。     

龚煦春的《四川郡县志》

《四川郡县志》是民国年间《重修四川通志》的惟一公开发行部分,“是考订四川历代政区沿革的第一部专书”。然而,至今学术界没有专门章对它进行系统介绍。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西汉山阳郡铁官考

<正> 《汉书·地理志》云:山阳郡,莽日巨野,有铁官。铁官未详置于何县。汉山阳郡位于鲁西南冲积平原,并无铁矿分布,郡内任何县都没有产铁的历史记载。有趣的是,1960年在山东滕县(汉鲁国薛县)汉代冶铁遗址中,却发现有“山阳”、“巨野”字样之铸铁范(李步青《山东滕县发现铁范》,载《考古》1960年7期)。发现者解释为:“山阳郡在西汉时有铁厂,到东汉时因故而废,因之副相距较近的薛地来铸造铁工具。”还有人认为:可能由于鲁国冶铸基础较差、或是设铁官较晚,所以借用了山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羊渠、南浦县建置沿革考——兼及魏晋“峡中”武陵郡

重新分析古代、现代文献的记述,并对照地理环境进行考辨,可以确定: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刘备置羊渠县,蜀建兴八年(230年)改为南浦县;晋初由吴复置羊渠县,平吴后又省羊渠县;东晋南浦县一度变为南浦侨县.梁朝时,因少数民族脱离统治,南浦县废.一些学者以封爵补政区,以证明梁时有南浦县,在方法和结果上都是不可靠的.羊渠县、南浦侨县治今万州区长滩镇.自蜀汉至梁朝,今重庆万州区长江两岸不曾属于南浦县,南浦县治不可能在万州区长江两岸某处,而只能在今湖北利川市南坪.魏晋“峡中”武陵郡,以南浦县为郡治,曾领有南浦、羊渠、黔阳、黾阳、迁陵、酉阳六县.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

以往学界根据《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将广汉郡置年定于高帝六年(前2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透露出吕后初年不存在广汉郡。通过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关史事的考辨,可以将广汉郡的置年限定在武帝元光三年(前133年),与犍为郡的设置时间相当。广汉郡与犍为郡是武帝为适应唐蒙开南夷之新形势,全面调整巴蜀地区郡级政区的产物。明确广汉郡、犍为郡置年,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汉书·地理志》注记西汉初年郡国建置沿革之可靠性。     

南海郡得名新解

南海郡之得名,旧说皆以为因郡地濒临浩瀚之南海而得名。如:“秦置南海郡,以地滨海名。”“南海以水得名,番禺以山得名。”“南海郡是以我国南方的辽阔浩瀚南海而定名的”,“(南     

豫章郡得名的历史地理考证

豫章郡是江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第一个名称,有设置于秦朝或西汉初期二说.关于其得名的原因,历史上有因树得名、因水得名和自江北迁移而来三种观点.古今学者多持因树得名说.然而,从因树得名说的历史渊源,古代政区命名的一般规律,樟树本身的植物学意义及其分布以及先秦秦汉古籍所记“豫章”二字的真实含义来看,因树得名说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此是错误的.豫章郡的得名原因是因豫章水而得名的.     

河南省公布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续)

汝南,因位于淮河平原的汝河南岸而得名。南临正阳县,北接上蔡,东连平舆,西与确山、遂平和驻马店市交界。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城佳郡。根据文献记载,汉高祖二年(前203年),在颍河和淮河之间设置汝南郡,领县三十又七。由于当时汝南郡的辖区大部分在汝河流域的南部,所以以“汝南”为名。郡治则在上蔡,即春秋时期的蔡国故城。今天的汝南     

说“太常郡”

西汉武帝末年,太常始辖陵县,这标志着“太常郡”的出现,由于太常所辖陵县的数目不断增加,所以“太常郡”的辖地也在增加,而其边界亦随之变化.由于诸陵县呈点块分布,所以“太常郡”的辖地从未有连为一体.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诸陵县散布于三辅内,而在行政上却隶属于太常.汉元帝永光年间,废除陵县制度,“太常郡”随之消失.     

西汉存在“太常郡”吗?——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

西汉时代的太常因一度管辖陵邑而兼具民政的职能,以往学界认为太常已具备行政区划的某些特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集中探讨西汉政区研究领域中,与“太常”相关的三个问题,指出西汉并不存在“太常郡”的称谓;太常管辖陵邑始于高帝时期,长陵邑的设置约在高帝九年;西汉的太常既不具有明确的辖域,也不具有管理地方政务的完备官员建制,只是一个具有部分民政职能的中央官署,不应视为郡级政区而加以讨论.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西汉桂阳郡“金官”考辨

《汉书·地理志》载桂阳郡“有金官”。宋明清的注释家对此出现了“金官说”和“铁官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采集众说曰:“官本金作铁,引宋祁曰:‘铁官’,邵本作金官;徐松云:‘宋本作铁官’。”当代学者或持“金官说”,或持“铁官说”。《辞源》曰:“金官,采金之官。《汉书·地理志》桂阳郡……有金官。”《剑桥中国秦汉史》曰:“桂阳郡‘金官’铸造黄金。”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册第333页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设有铁官的郡或县计有:……桂阳郡。”但是,持两说的学者都没有深入论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两者都难于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