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与庙事:九至十四世纪二仙信仰中的女性活动

唐宋时期,伴随祠庙题记书写的平民化转向,女性在家、庙之间的形象发生变化。一方面,"男外女内"的儒家观念深入基层社会,性别偏见存在于宗教活动与历史书写之中。祠庙题记撰写者多为男性,即使是粗通文字的村民也知道并且践行不书女性名讳的原则,女性的庙事活动信息大多被屏蔽。另一方面,不仅女性参与庙事不是罕见的现象,而且她们的活动也得到家庭与地方社会的普遍认可。宋元之际,祠庙祭祀不仅可以整合不同阶层与族群的个体和家庭,庙事还成为平民家族争取在地方社会影响力的家事,女性在庙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被认可。晋豫之交的二仙信仰显示,女性积极利用其亲属关系、财产支配权、社会网络,在历史书写的地方化、平民化转型中发声,这一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宗教、宗族组织发展的多元性、历史性的认识。     

宋代士人理想女性形象——以正史传记和宋人家训为中心

本文以正史传记、家训两类文本为材料进行考察,探讨两宋时期社会的理想士族女性形象,希望借此对宋代士人的女性观有更立体、更多面的认识,通过研究深入了解宋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通过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期待,对两宋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有深入的认识。     

从宗教看古罗马社会的性别关系

本文从社会性别和阶级等不同的视角对古罗马宗教中的性别关系以及古罗马妇女的宗教地位作了探讨 ,指出在以家长制为重要文化特征的古罗马社会中 ,男性主宰着宗教世界。不过 ,由于女性在生育等方面的作用 ,她们仍然被包括在宗教领域之中 ,她们的祭祀活动也是古罗马宗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维斯塔女祭司、朱庇特女祭司和西比尔女预言家等在古罗马宗教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 ,女性的宗教活动主要与生育、贞洁相联系 ,这体现了在父权制社会中 ,男性对女性的角色期望。由于阶级、家庭等身份和婚姻状况的不同 ,古罗马女性不同群体的宗教地位也有较大差别。     

广东地方社会建构的明初女官形象

明初女官在正史和地方文献中均有记载,正史略述制度,地方文献多关注女官个体。明清广东地方文献对明初广东五位女官的记载,弥补了正史、官方文献的不足。广东士大夫书写和民间传说在叙述女官的生命历程时,表达了各自的立场与观点,呈现了女官在朝野的不同生活状况,建构出广东女官知书达礼、恪守职责、严守妇道的形象,使正史隐蔽的女官形象通过个体得以鲜活起来。     

浅谈明代女性贞节观背后的失贞现象

从正史及官方资料来看,明代女性贞节观念已经得到极大强化,但从正史以外的资料来看,在此类现象背后,实际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现实：在普通民众中,失贞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失贞现象的存在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人的本性不可压抑、家庭经济条件的作用不可低估、明中后期世风变得开放、进步思想家的倡导等,反映了明代对女性贞节的看重和对失贞的容忍同时并存的社会现实。     

悲情“他者”——方方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

从性别上来说,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他者＂,她们被看作是男人的附属,男性是主体,而她们是客体。作家方方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身心深受伤害的妇女形象,本文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分析,认为她们都是男权文化影响下的无力的悲情＂他者＂。     

浅析《晋书·列女传》与《宋书·列女传》不同的女性观

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本是依附所在,但正史中却为部分女子集中做了传,虽然最终目的还是为男权社会服务,但是依然说明了女性的某方面光辉还是不容掩盖的。然而各个朝代的正史中的列女传在选择列女方面所依据的原则确并非一成不变,所列举列女的类型其总的趋势是从宽泛变狭窄。现从《晋书?列女传》与《宋史?列女传》来比较两者列女传从而探究其不同的女性观。     

情感和法律两种价值观念的对抗——《玩偶之家》之娜拉出走再探讨

娜拉是易卜生塑造的女性觉醒的典型形象之一,其前后形象的转变,体现了女性由男性的附属品、玩偶,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抗争。娜拉形象的塑造,是对男权社会下,女性地位低下、人格不自由的反叛,对当今社会女性形象的确立有着借鉴和指导意义。而娜拉的出走,更多的是两种价值观念的对抗,一种情感至上的价值观念和法律等级下的观念的分歧。     

大众媒体所建构的女陛形象

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大众媒体在建构女性形象时刻板印象时有发生,关于女性形象的呈现存在主体虚位、符号异化的问题。本文将就这两个问题,对大众媒体中所建构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     

兴隆洼文化房屋内遗存所反映的性别问题

性别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认识中国史前时代的家庭和社会结构颇具启发性。对兴隆洼文化房屋内性别相关物的分析表明,男性相关物和女性相关物在各房屋内共存,房屋内是否居住着一个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房屋内除了共同的生活空间以外,男性和女性有各自的工作空间。石器加工或修整可能是男性在房屋内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食物加工很可能是女性在室内从事的最主要的日常工作。     

晚清家庭中的女性形象探析——以《申报》及画报为中心的考察

当我们研究晚清时期的社会性别时,我们往往会关注报刊媒体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而在媒体的报道中,家庭琐事中的妇女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梳理、认识家庭中的妇女形象,无疑对我们理解认识晚清社会关系具有极大的帮助。《申报》上的有关女性的社会新闻,大致可以以发生空间分为家庭内部发生冲突,包含夫妻关系、妻子与丈夫亲属关系、妻妾关系和家庭与外部发生冲突,其中以拐骗,奸情最为突出。女性在其中扮演的社会角色通常是家庭角色,而非职业。把女性作为一种话语,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更是基于满足大众需求的目的。     

在自我与家庭之间：纪村女性与两种邻里圈的建构与维持

在除亲属关系之外的乡土社会女性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邻里关系之于女性自身的重要意义。笔者在鲁东南纪村的调查支持了这一结论,同时发现,在更深层次上,主要由女性建构与维持的邻里关系也有两个层次的区分：一方面,纪村女性在通过婚姻踏入新的家庭之后,都致力于建构与维持一个关系相对亲密的情感性邻里圈,来实现其自我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她们也谨慎地主导建构与维持一个工具性邻里圈,它主要发挥着维护其家庭在村落社区中的面子与地位的功能,它通常由仪式性的交往来维持。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新文史研究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是国际妇女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她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群体的强调、在妇女史研究中对女性与男性双重历史的关注,成为其他妇女史学家进一步发展社会性别理论的基础。本文以戴维斯的妇女史思想为出发点,以她的三本著作《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档案中的虚构》和《边缘妇女》为依据,从三个方面:男权制下的妇女形象、身处社会底层的妇女形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妇女形象来论述其有关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的思想。     

北京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性别差异

休闲的性别差异研究是西方休闲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题。本文以北京市2007年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作为基础,多角度地分析了居民日常休闲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拥有更多的休闲机会;女性休闲时间显著少于男性,并要花费更多时间在家务和照料活动,同时,女性更乐意将时间用在社交活动,而男性更倾向于将时间用在体育锻炼和上网活动;对于休闲地点的选择,男性和女性居民选择家内和家外休闲差异不大,但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男性平均出行距离更远,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较近的地点;在休闲中,男性倾向于一个人休闲而女性更倾向与家人一起休闲,表明女性更重视休闲活动中的社会关系。     

社会转型时期美国女性就业特征与影响(1870-1920)

1870年至1920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步实现,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空前,创造出了大量就业岗位,并由此形成了一股女性就业高潮。该时期美国就业女性以年轻的单身女性为主,工作岗位高度集中在家庭服务业、制造业、白领以及专门行业中,且具有明显的因种族和民族而导致的就业差异特征。美国女性大量进入就业领域提升了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她们传统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受到冲击,并促使美国妇女从传统女性向现代新女性形象转变。     

男性在场与日本女性禁忌

女性禁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女性禁忌突出表现为渔民社会中基于女性经血、生育形成的"赤不净"、"白不净"信仰观、以大峰山为代表的基于佛教教理"五戒"设定的山岳女人禁制,以及神道祭祀仪式下的女性排斥等。女性特有的月经、生育等生理表现,在民俗社会中被视为是不净、晦气、危险的发生源而予以隔离和排除。女性不净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创世神话。统观日本女性禁忌事象、民俗思想的存在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可以发现其深层原因是男性在场和作为他者的男性视角起到了关键作用。女性禁忌得以确立是作为两性中另外一性的男性在场使然,男性宇宙社会的立场客观上对女性禁忌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其传承提供了土壤。当下研究中不乏将女性禁忌与女性歧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倾向,立足于民俗学的视角尚有可商榷之处。     

美国建国初期女性慈善社团与白人女性公民身份的初步建构——以波士顿科班社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初期,受国内外局势的推动,女性慈善社团在美国大量涌现。成立于1811年的波士顿科班社就是这股浪潮的产物。以科班社为代表的女性慈善社团在美国白人女性公民身份的初步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女性慈善社团的日常运作为白人女性提供了扮演美国公民的机会与训练。在起草与签署社团章程、向立法机构请愿并以法人身份行使法律和经济权利、通过选举和表决来解决社团事务的过程中,白人女性确立起公民意识。此外,女性慈善社团开展的活动进一步为女性成员提供了以公民身份行动的平台。通过参与慈善活动,美国白人女性能够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公共影响力,关注家庭以外的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公民意识的确立与公民身份的践行,为日后美国白人女性追求完整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     

罗马帝国城市女庇护人探析——兼论帝国时期公共生活中的性别关系

本文对古罗马社会的城市女庇护人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对罗马帝国时期公共生活中的性别关系和罗马上层女性的社会地位加以分析探讨。共和时期,罗马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与其他地区城市建立了庇护关系,有权势的罗马贵族成为城市庇护人。进入帝国后,除男性权贵外,上层女性也被选为城市庇护人。女性当选城市庇护人可看作罗马社会对上层女性的认可。然而,对城市女庇护人及其家庭情况的考察表明,城市女庇护人较高的社会地位离不开其家族男性权力的支撑,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在上层社会的两性关系中更加隐蔽,藏于上层女性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表象之后。     

旅者与精魅:宋人行旅中情色精魅故事论析——以《夷坚志》为中心的探讨

《夷坚志》66例宋人行旅中的情色精魅故事显示,宋代遭逢情色精魅的旅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涉及社会各个阶层,行旅事由复杂多样。情色精魅原形主要有亡人鬼魂、动植物、人造器物等。其化形无论男女,多姿貌美好;出没时间多在昏晚,但也有在白昼者;活动地点多在较为少人的路途林野或寺观店舍,但又不限于此。情色精魅对旅者个人、家庭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危害。宋人行旅中的情色精魅故事,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宋代社会情色风气以及现实行旅中情色问题的反映,传递着宋人应对行旅中情色问题的经验与认识,折射出宋人试图规制情色问题,建构规范的行旅秩序与性别伦常秩序的愿望。     

试论女性从政的智慧——从英迪拉·甘地的执政看女性的政治才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逐步走出家庭,她们不仅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而且积极步入政坛。女性参政不仅打破了男性权利世界的神话,而且成功地弱化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证实了女性从政的能力和智慧。英迪拉.甘地是享誉世界的近世女杰,她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女性政治家的能力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