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所进行的“说”与“写”,是将之置于北京古城的象征与焦点的污名化与正名的矛盾语境中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民俗学基于诱发与共谋的口头记忆等材料,从天桥这个杂吧地和在其上谋生的人及其生计为基点来审视北京,重新发现一个“杂吧地天桥的北京”。由此,从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表明民俗学研突都市的可能,希望为中国民俗学找到新的生长点与核心竞争力。     

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热的冷思考

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虽都关注民俗文化,但是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不同。非遗研究是工作性质,以改进文化保护策略为目的,而民俗学研究是以认知、理解、体认民族文化为目的。由于研究目的和性质的限制,非遗研究与当下民俗学已确立的整体的、实践的、主体的研究理念相脱节。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将自然遗产、考古遗产等非生活态文化的保护理念应用于生活态文化之上,呈现出忽视社区生活本位、缺乏实践主体观的倾向。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分工,与其学术视野差异有关,即非遗研究是“遗产视野”,而民俗学研究则是“民间视野”。当代民俗学研究还应关注文明转型进程中民众的生活变革和文化实践,以“文明进程视野”在中华文明的创新、转化进程中做出应有学术贡献。     

“作为记忆之场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民俗学有着深刻关联。1记忆是民俗最本质性的存在,民俗学的"访谈记录法"即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2民俗记忆的构建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场所,表现为某个地区、社区、家庭、聚落、物品等形式,这便是"记忆之场"。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宏大的"记忆之场",如何承载中国、日本、韩国等共同的文化记忆?当代学人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开展民俗学研究?东亚各国(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形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作为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

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们在那里一代代传承的文化。艺术家是借助某种模式化的艺术来感受生活,而民俗学者则是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从来都是与具体的人群、个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与时代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所以民俗志研究可以将问题、事件、人都凝结于富有弹性变化的表达与呈现之中。这是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所应该追求的。     

佳作赏析 《邻里东京》

作为研究日常生活模式的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就因过多关注乡民传统生活与口头叙事而给很多人留下一个片面的印象：民俗学者就是传统“遗留物”的拾荒者。现代民俗学者已将眼光从过去转向了当下,认识到民众生活的任何传统样式都是人们对现实生活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山海经》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

《山海经》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部上古典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门学科文化考古的兴起,其中的所有信息,包括那些“怪”“放”,更都成为文化探秘的瑰宝。在此,本文仅拟就其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作些考察和论析。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CSSCI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     

评《中国民俗学概论》

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杨成志曾撰有《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一文,介绍西方民俗学的三大学派,即运用“历史和地理”的研究方法,以“口头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为显著的人文学派;用人类学理论方法研     

浅谈民俗文物的特征及价值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 ,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 ,民俗学被称之为“历史之学”。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事象 ,都总汇到民俗之中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民俗。目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 ,大体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理论民俗学 ,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 ,重在实际的应用 ,有实际的效益。”① 而作为一个民俗类型的博物馆 ,研究民俗不能不研究民俗文物 ,研究民俗文物离不开对民俗文物的调查、搜集、分类、研究、整理 ,所以侧重点要放在对物即民俗文物的研究上 ,以民俗文…     

文献、田野与自我: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为例

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抑或是研究视角？尽管民俗学将研究对象界定在民众上,但是如果剥离开民俗学的概念体系这个外衣,民众的内容就是人。就人而言,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以其为研究对象,民俗学如何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说得严密些,加一个限定词,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的人,那么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就不研究民间的人吗？如果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那么这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又是什么？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还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是共通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就不能用方法来界定学科,至少对于民俗学是这样。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

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并非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任何人群（所谓的“民间”）,而是现代学者的概念“发明”与所指重组的结果：民不仅是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更是理想的新人或新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的隐秘渴望是成为公民。近年来,高丙中提出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恰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道出了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内在目的：即通过让民成为公民而成为自由人。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将给中国民俗学带来全新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格局,也为民俗学者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契机。     

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研究范式转化及常人方法学的启示谈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研究领域和范畴,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对作为民俗文化主体的“民”的研究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核心。然而,究竞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常人方法学注重对“普通人”日常实际行动的探讨．并形成了“破坏性试验”、“会话分析”、“陌生化”、“行动索引性”分析等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将对当前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以有益启示。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论葛兰西的民俗观

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里有关民俗的论述对意大利民俗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egemonia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首要性、优先性，或可译为“统领权”。从该视角出发，他认为民俗是被统领的下层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民俗观直接影响了学者德马蒂诺，后者据之提出了“进步性民俗”的概念，应用于无产阶级运动。葛兰西的民俗观使意大利民俗学发生了从研究文本到研究生活的转型，并将继续滋养意大利的民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