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人文关怀与学术反思——评《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

同是对北京天桥的研究,岳永逸的新作《老北京的杂吧地：天桥艺人的记忆与诠释》（后文简称《杂吧地》）既是其前著《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的＂前传＂,又是其诸多论点的延伸。相较于偏重阐释而被方家诟病（实则也是误读）为＂田野已乘时光去,     

近代都市社会的一个底边阶级——北京天桥艺人的来源、认同与译写

一、引言从清代同治年间至二十世纪中叶,位于北京城前门外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的天桥逐渐成为众多行当艺人撂地卖艺谋生的一块杂吧地。在天桥老艺人的自观和老街坊的他观中,天桥主要指永安路东口西南方圆“二里大”,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等有艺人撂地卖艺的地方。在“新”中国改造“旧”社会的语境下,作为近代     

“杂吧地儿”: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一种方法

"杂吧地儿"是旧京土语,专指前门外那个三教九流汇聚而称作天桥的地方。从市场、市声、剧场、博物馆、地铁等不同空间观之,今日北京城的生机正在于其不断试图清理、消除的"杂吧地儿"属性和市井小民不断刷新的"杂吧地儿"之韧性。目前,以百老汇为模版,在天桥地界纷纷耸立的诸多豪奢建筑,并不仅仅是景观、剧场。它们在不停地强行嵌入、叠写天桥,又力求全方位覆盖以刷新。作为"老街",杂吧地儿天桥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方法,至少是一缕永难泯灭的"念想"。将杂吧地儿视为一种方法,就有可能重新评估世界范围内类似地方与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可能生存的杂吧地儿才是一个空间、一座伟大城市真正的生态和常态,是一座城市前行的动力与助力。     

从老天桥到大舞台——金业勤

历经时代变迁,特别是走过改革开放40年,北京天桥演艺区已成为“人文北京”的一张靓丽名片。作为宣南传统文化发祥地之一,如今,天桥演艺区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国家级文化演艺集聚区。那么,老天桥是如何一路走到今天的新天桥的呢?     

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热的冷思考

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虽都关注民俗文化,但是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不同。非遗研究是工作性质,以改进文化保护策略为目的,而民俗学研究是以认知、理解、体认民族文化为目的。由于研究目的和性质的限制,非遗研究与当下民俗学已确立的整体的、实践的、主体的研究理念相脱节。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将自然遗产、考古遗产等非生活态文化的保护理念应用于生活态文化之上,呈现出忽视社区生活本位、缺乏实践主体观的倾向。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分工,与其学术视野差异有关,即非遗研究是“遗产视野”,而民俗学研究则是“民间视野”。当代民俗学研究还应关注文明转型进程中民众的生活变革和文化实践,以“文明进程视野”在中华文明的创新、转化进程中做出应有学术贡献。     

我和书

在北京天桥小戏园子唱戏,真是长知识、见世面,也招龙引凤啊!著名教授侯仁之、吴组缃,以及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先生,还有赵树理先生等,那时,都深入到社会底层,向民间艺人学习。他们带着学生看天桥小戏园子,听小戏棚子里的说书,看什样杂耍。侯仁之、吴组缃先生还带学生来我住的小房子参观。他们发现我窗台上有一排小人书,觉得奇怪,便问:“凤霞,你摆这么多小人书是……”我看出侯先生不明白,说:“这书是我看的。”侯先生惊奇地说:“怎么,你看小人书?”我说;“是,因为我不认字,不会看字书。”侯先生很同情我,说:“你爱书,好。努力学会认字吧,我相信…     

忆30年代天桥旧事

北京天桥的民俗文化 ,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北京。国内一些大城市都有类似天桥的地方 ,如天津的“三不管” ,南京的“夫子庙” ,开封的“相国寺” ,上海的“徐家汇”等 ,都属于市井文化 ,它们蕴藏着民间文化的丰厚资源 ,又是最好的文商结合体。我是个老北京 ,30年代中晚期 ,几乎天天扎在天桥 ,第三拨“八大怪”都见过。与“八大怪”同时期的名艺人 ,也看过他们的绝技。掼跤家沈三沈三 ,号友三 ,“八大怪”之一 ,以武术掼跤 (即“摔跤”)驰名于天桥。他是最早设掼跤场的 ,身材特好 ,虎背熊腰。怀有绝技 ,屡屡获奖。他的“双风掼耳”最有名 ,曾被…     

镇压北京天桥恶霸

北京天桥恶霸的罪恶史,是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罪恶史的一部分。天桥地区的反霸斗争,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一 天桥位于北京城南,前门(正阳门)外不到两公里远的地方。得名于元朝所建的一座石拱桥。当时城南一带河道纵横,由正阳门通向南郊的途中,也就是现在的永定门内大街与永安路相遇的十字路口处,有一座穹形三孔石桥,桥长三米余,宽约两米。明朝开拓外城,修建了天坛和先农坛。明、清两代帝王到两坛祭祀时,从此桥通过。由于是“真龙天子”御用,禁止草民通行,故被尊称“天桥”。以后,虽然物换星移,河枯桥湮,但“天桥”     

天桥市场考

近几年,以天桥市场为题的书刊和影视作品陆续问世,出现“天桥市场”热,从而使以往逛过天桥市场的老北京人,联想起当年天桥市场的繁荣盛况;使不了解天桥市场的年轻人,知道了过去北京还有个要吃喝有吃喝,要购物可购物,要娱乐能娱乐的好去处。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民俗百年话题

“民俗百年”(科学地说,应是“民俗学百年”,下同)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重要题目。据我所知,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进行回顾。     

话说打弹弓

说起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上年纪的人谁都耳熟能详。“八大怪”人人身怀绝技，绝技之一就是“打弹弓”。     

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     

董作宾对民俗学的贡献

与罗振玉 (雪堂 )、郭沫若 (鼎堂 )并称为甲骨文“三堂”的董作宾(彦堂 )先生 ,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大家 ,而且在我国民俗学的开创时期披荆斩棘 ,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一、积极的倡导者董作宾 1 895年 3月生于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小店主家庭。南阳盆地有着悠久文化传统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也有丰富的蕴藏 ,给生于斯长于斯的董作宾从事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腴的土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和“劳工神圣”的精神 ,使董作宾从封建文化中解放出来 ,从民众中寻求改造社会的力量 ,从群众文艺中探…     

让民俗学更加发展壮大

绝大部分民俗学者还是以民俗学为出发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也有人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取代“民俗学”,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     

韩国城市民俗学动向探析——以京仁地区为例

城市民俗学作为韩国民俗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逐渐被认可的演进过程。学界从最初对城乡二元论的认知,到后来形成的城乡一元论观念,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空间格局的出现而逐渐转变的,从而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京仁地区作为首都圈,其城乡变迁态势成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现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城市民俗学的探索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对“礼俗互动”研究的理论启示

民国时期兴起的“礼俗学”可谓“礼俗互动”研究的先驱,不少学者受孙末楠《民俗》一书的影响,或在其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礼俗文化展开考察,或结合本土语汇对其进行解析。由此产生的丰硕成果表明,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在“礼俗互动”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的当下,再次检视孙末楠建构的民俗学理论体系,结合中国实情对其中的核心概念及内在理路作进一步阐发,有助于丰富“礼-俗”关系认知的学理逻辑,从方法论层面推动“礼俗互动”研究范式走向成熟。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记忆论与民俗学

“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关注。在民俗学研究中,记忆论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如战争记忆、灾害记忆的研究等。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

侯宝林(1917—1993)是饮誉中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满族,北京人。自幼家贫,12岁学京剧,后改学相声,先后拜常宝臣、朱阔泉为师。曾在北京天桥、鼓楼一带“撂地”演出,说单口相声。抗战时期与郭启儒合作,在京津一带演出,名噪一时。后正式在剧场和电台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