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辽东学院主办,韩国檀国大学现代政治研究所、澳门大学历史系和辽东学院韩朝经济与文化学院协办的"鸭绿江论坛2010暨第三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7月8-10日在丹东辽东学院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内地20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逾40篇.会议围绕着如何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加强学科建设与发展、培养人才以及争取国家社科规划立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讨论.这次会议是在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有了初步发展,国际学界对东方历史、文化与经济的兴趣日益浓厚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学术盛会.     

《清史研究》变更为双月刊的启事

正《清史研究》是目前国内唯一断代史专业学术期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始终致力于促进清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力求反映世界范围内清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在国内外清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初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清史业已成为中国各断代史中较为繁荣的一个分支,     

“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6日至8日在河北省承德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111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旨在通过这一核心议题的讨论,加强中外晚清史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晚清史研究的更加深入和繁荣。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86篇,内容涉及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作者既有造诣深厚、令人尊敬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又有思想活跃、脱颖而出的中青年才俊,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太平天国史学会、苏州大学和承德市文物局协办的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6日至8日在承德市锦江饭店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共111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四川、重庆、辽宁、香港、台湾等地,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会代表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史学家,又有造诣深厚、研究有素的中年专家,还有思想活跃、功底扎实的青年才俊。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     

兰阳论清史--佛光大学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3年1 0月2 7-1 1月3日,笔者参加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并参加了会议期间和稍后在台北举行的两次有关《清史》纂修的座谈会。这几次会议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两岸学者间关于清史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相信会对两岸未来的清史研究及国内已经上马的《清史》纂修工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下试就几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作一综述,供同仁参考。一“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2 0 0 3年1 0月2 7-2 9日在台湾东北部风光旖旎的阿玉山上召开。主办者佛光大学是台湾数年前才成立的一所佛教色彩浓郁的私立大学,…     

2006年清史研究综述

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清史研究保持良性发展态势,取得了可喜成绩。研究仍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明清易代史、学术思想史、边疆史地、中外关系史、社会史以及晚清史等领域。以下就管见所及,对本年度清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作一概述。一、学术会议本年度,学界召开了多次与清史有关的学术会议,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关于清代学术文化的,有“清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为庆祝沈阳成立“清文化研究所”而举行的;关于清代宫廷史的,有“第八届清宫史研讨会”;关于中外关系的,有“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八届中国.琉球历史关…     

从非常态到常态历史:清代秘密社会史近著述评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启,清史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刊作为清史研究的学术交流阵地,志在不断深入推进清史研究.本栏目的推出便着眼于开辟一块学术争论园地,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一个评论和总结有影响的清史研究成果的平台,以期达到活跃学术气氛的目的.本栏目本着点评标准不拘于一的精神,鼓励论者点评形式的多样化,并诚邀国内外清史研究者参与和批评.开设本栏目仅是一个尝试,论者文责自负,不代表<清史研究>编辑部的观点和倾向.     

“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第四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8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西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     

时代变革与清史研究的成长契机

正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史研究也成为中国断代史研究系列中较为晚出的一个部分。然而,清史研究诞生后不久,就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兼跨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领域的清史,成为断代史中规模和影响都不容小觑的领域。回望清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该领域的发展,决不单纯出于学术内部的驱动,更重要的是其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诸多时代变革的关键节点上,清史研究的发展都与之有着契合的步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言,清史研究得以成长的一个重要品性,决不是躲进学术象牙塔内的"无用之用",而是表现出强烈现实关怀的"有用之用"。     

构建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的避暑山庄学

自1983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清史专家戴逸首次提出建立“避暑山庄学”学科至今,已近40年。避暑山庄学是承德打造山水园林城市、国际旅游城市的文化根基与灵魂,加强避暑山庄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服务。梳理目前避暑山庄学的学术源流、研究成果,探讨避暑山庄学概念、研究范畴、体系框架,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对于规范和推动避暑山庄学学科建设,扩大学界对它的了解和认识有重要意义。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