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与怪愚的交往

我和怪愚的友谊将近半个世纪,在许多日子里曾同甘共苦,休戚相关,怎能不写呢?我知道我写怪愚,一定也是在写我自己,因为无数的战斗,我们都在同一战壕里,同一哨所中,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又怎能分得清楚?因此一提起笔,不仅为了悼念怪愚,也是为了回忆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回忆中,才能更真实地看到怪愚的风范。 (一) 我最初知道怪愚是1938年。 那一年春天,我从江南的沦陷区突围出来,到长沙去找唯一认识的朋友——金家凤。因为在此之前,我是上海《大公报》的战地通讯记者,这时上海的《大公报》已在汉口出版,我途经广州的时候,就向汉口《大公报》的范长江发了一     

花家山的锦鲤鱼

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诗:“我的前世是一尾锦鲤鱼.”当时写了之后给黄亚洲老师看,是得了他的赞赏的.他一般很少赞我写的诗.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写出这样的诗句来的,我不是佛教徒,也不相信六道轮回之类的说法.所以这样的诗句打入文稿的时候,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为什么会这样写?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悟?到今日里回想起来也搞不太清楚.     

抢票是一门玄学

乡愁是一张蓝蓝的车票,我在这头,加速包在那头。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微博热搜告诉我,某售票网站又陷入了大型崩溃中。每到年底,面对春运这场考验智力、毅力和运气的综合考试,即使再讲究的白领青年,也得放下自己的优雅,挤入几亿人的抢票大军里。     

不畏强权的名记者严怪愚

严怪愚先生的名字,在青年一代读者中,或许会觉得陌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中受尽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战争年代,他的笔触揭露日伪,开罪国府。1949年以后,他还是为民请命,忠直敢言,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打成长沙大“右派”,从此沉寂,受尽二十多年磨难。1979年,严先生的冤案平反昭雪,长期的磨难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残的躯体,但他仍然抱病写了大量回忆录。他才过上几年好生活,但死神缠绕着他,1984年3月1日,严先生不幸病逝———上帝对他未免太不公平了。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     

胡风案件和“右派”学生

今年是“胡风案件”50周年,也是父亲胡风逝世20周年。关于“胡风案件”中涉及的这一群体的情况,我曾编过一本《我与胡风———增补本》,里面有“胡风分子”或他们的友人们感人的回忆;至于有关我父亲的情况,我母亲曾写过《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详细地回忆了他的一生,并为他说清楚了一些情况。甚至我也写过一本回忆我父亲的著作《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在,我只想从鲜为人知的另一角度来谈一下“胡风”一案中的另一部分受害者。他(她)们是主动撞进枪口的,即在“反右”运动中坚持正义为胡风说话的一大批学生,他们因为替“反革…     

田家英临终袒露心境的见证人

《炎黄春秋》去年约我写一点回忆父亲的文字,因公务繁忙我未敢答应,后又将刊载其他同志写我父亲文章的杂志送我,使我和家人很受感动。我的父亲田家英生性活泼、开朗,长期在中央机关严谨有余的氛围里工作,竟一点没有改变他那洒脱不羁的性情。他有一方从地摊上买来的古印章,上刻“活泼泼地”,他特别喜欢,我以为那正是他的本性。父亲喜与人交往,好友来了,或清茶一杯,或茅台一盏,品酌之间,纵论天下。他曾对人说,他视人生两件乐事,一是读好书,一是和志趣相投的人聊天。的确,父亲有许多可以交谈的朋友、书友、挚友。何均伯伯就是…     

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胡乔木拿出一页已写的稿子说,他的文章原已动手,因有眼疾,不方便写长文。另脚也有病,虽是一时之疾,但是在4月份内影响大,而《回忆张闻天》一书截稿在即,所以找我们来救急。     

读《遇罗克》随想

“文革”时身为“牛鬼”,虽听说有个遇罗克因写“大毒草”《出身论》而被逮捕,被杀害,却始终无缘一读他的论文,对他所知极少。这回得到一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在旅途中就一口气地读完,使得一些旅伴奇怪我玩也没个正经的玩法。一头读,一头羞愧于自己的与出身好也许很有关系的迟钝——到底是事不关己啊！头一回正面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北京郊区“四清”。那时,并不是自己觉悟,而是从传达中得知市委彭真同志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弟的问题。这件事在本书里也有反映,在《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这篇文章里,遇罗克摘引了反对…     

我的城南旧事

正50年的岁月,仿佛还没来得及去想,时光就不见了。记忆中那些熟悉稚嫩的脸蛋,恐怕早已如我这般青丝转白发,添了许多沧桑。尽管这样,那些陈年旧影却依旧在回忆里清晰地闪现着。万里之外,突然接到郑桂森的微信。他说,我们城南小学二班的同学要出一本书,都设计好了,书名也有了,希望我也写一篇加在里面。随即,他把封面用微信传给了我。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城南小学的大     

儿时的美丽乡愁——《我们天上见》影评

当电影在蒋雯丽的旁白声中结束的时候,我的双眼湿润,灯光逐渐变亮,我蜷缩在影院的椅子里久久不愿离去…… 喜欢这个电影的人会和我一样,久久陷入电影里感怀而不能自拔,不喜欢的人只会让他早早进入梦乡。这不怪他们,本来这个电影就不是拍给所有人看的,她只拍给有回忆有童年有对亲人无尽怀念的人看的。     

先父严怪愚与范长江的交往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先父严怪愚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记告诉父亲：“名记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父亲说：“本是名记嘛!我们欢迎!”他愤愤地说：“什么名记?我就不信那一套!未来之前,先造气氛,要别人为他准备住处,安排生活;既来之后,又大宴宾客,到处拉扯,简直像个大官僚!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     

老实人的悲剧──悼杨述

近两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占了我所写文章的相当部分。没有想到,现在我要来为杨述写悼文。他死了。他和我一起生活39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现在,他所有的书籍、药包、亲手写的小条子、电话本,都还塞在抽屉里,与他自己为别人写的悼文手稿和别人吊唁他的来信混杂在一起放着。他的毛巾、脸盆都还在洗脸架上。我不愿收拾起这些东西。这样摆着,使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秩序还是照旧,他并没有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好像不久就会回来。几个月中,由于他已经病重不能行动,我又得工作又得护理他,负担沉重,曾使我挺心烦…     

近处的身体远处的心灵

从2001年的春天到现在,我只写了三个中短篇小说,分别是《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猜到尽头》和《秘密地带》。两年来,我有无数个理由证明时间匆匆,但和如此之低的小说产量一比较,便不得不承认时间是漫长的。在这些时间里,我生活着、阅读着、胡思乱想着,偶尔会被报刊上缭乱的文字,和那些以篇幅论英雄的作品干扰一下,但大多心平气和,看潮涨潮落,看一张张面孔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警惕,不要用无聊的文字去浪费读者的时间,更不要用自以为是的面孔去唬人。有时写着写着,我会感到词不达义,甚至于虚无。所以每每在写作之前,也就是别人…     

怀念耀邦伯伯(一)

胡耀邦的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从各自的角度写了大量纪念他的文章,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我作为他的晚辈,一个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一直想写点儿东西纪念他。每当回想起我和胡耀邦伯伯及他的家人相处的往事,我的心情就久久难以平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几次拿起笔写了又放下,2006年6月11日下午胡德平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为他父亲胡耀邦写篇文章,并且还提醒我要写上哪些事情。于是我又下了决心写。     

祈雨和唱戏

我小时候在老家看过许多戏 ,但离家以后 ,多年来一直忙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和戏曲却几乎绝了缘。后来 ,长子也走上文学研究之路 ,不知怎么他又迷上了戏曲。研究生毕业以后他从事戏曲研究十几年 ,颇有所成 ,写了好多本著作和诸多论文。现在 ,他准备把一些文章编一本集子 ,让我谈谈对戏曲的接触和认识 ,作为他这本集子的代序。我就回忆一下五六十年以前在老家的看戏经历吧 ,这也许对他的研究有所助益。我的老家在河南南阳乡下 ,离县城 90里 ,村名龙泉王。老辈人说 ,村北一里处有一个泉水出头 ,所以叫龙泉。泉头上建有一座小庙 ,一米见方 …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跟随谭老下乡采访

今年是谭震林同志诞辰108周年。我这个小兵今年90岁,之所以冒昧写这篇怀念谭老的回忆文章,是因为我1957年跟随他在攸县农村蹲点六个月,亲身体会到谭老这种务实求真的好作风。当时就敢言“反右”扩大化,而且“一言挽救了小书生”,我从心底里敬佩,至今铭感在心。因此写这篇回忆文章,请读者指正。     

盛名下的苍凉——胞弟眼中的张爱玲

张爱玲曾在1944年5月发表的散文《童言无忌》中这样描写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张爱玲笔下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名叫张子静（1921—1997）。张爱玲辞世之后,有感自己“风烛残年、来日苦短”的张子静,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在文章中,张子静真情回忆姐弟往事、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细节。     

见识印度

我得承认,我是带着偏见来印度的。这也不能怪我,了不起的作家奈保尔在他的“印度三部曲”里没说印度一句好话。看了他的书,我觉得印度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国,而且放大的全是缺点,更拥挤更混乱也更贫穷。八个多小时的飞行,一出钦奈机场的大门,湿热的喧嚣扑面而来,让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南方滨海的故     

“政治变色龙”盛世才

正盛世才接触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反映出他"政治变色龙"的本质。盛世才的进步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蓄意伪装的,需要苏联支援时,他可以同意自己的妹妹嫁与俞秀松,自己也加入联共,一旦苏联失势,他又可以马上翻脸,六亲不认,借刀杀掉俞秀松,还有自己的弟弟盛世骐,马上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在盛世才亲苏联共时期,他积极伪装下的行动着实吸引了一批左翼文化人入疆。据茅盾晚年回忆:1938年7月,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