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斡鲁朵探析

关于辽代斡鲁朵的一些问题 ,存在较大分歧。本文认为 :作为宫卫组织与官府治事之所的辽代斡鲁朵 ,始终扈从着契丹皇帝 ,并有相对固定的地点。斡鲁朵辖有斡鲁朵户 ,分州县、部族斡鲁朵户和行宫斡鲁朵户。前者承担朝廷的力役、租税、行军作战、守卫陵寝等职责 ,不随行宫四时捺钵 ;后者侍奉帝、后、皇室饮食起居、游猎 ,负责禁卫等 ,不承担生产任务 ,随同皇帝四时捺钵。斡鲁朵的最高管理机构为诸行宫都部署院。     

辽代捺钵考

辽代捺钵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太祖、太宗时期,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中期,世宗至圣宗前期,除秋捺钵大体呈西移趋势之外,其他三季捺钵地皆南移,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基本呈南—北走向。后期,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北移至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夏捺钵与前期在同一地理范围,秋捺钵或与夏捺钵同地,或在平地松林及炭山,冬捺钵多在永州广平淀,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变为东北—西南走向。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应与过渡开发导致的契丹故地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关。     

辽代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研究

斡鲁朵内的部族组织由石烈、抹里和瓦里三种基层单位构成,属于“部族”组织,而非“帐族”组织,有相对固定的驻牧地,不追随辽帝捺钵。在辽朝中期以前,辽帝通过建立隶属于斡鲁朵的石烈和抹里组织,削弱契丹部族势力。在辽朝中期以后,受到自然环境恶化和契丹部族势力式微等因素的影响,斡鲁朵内的石烈和抹里组织逐渐被迁离“契丹故地”,转向对奚人的镇戍。瓦里是由契丹贵族罪犯组成的基层组织,是辽帝削弱契丹贵族势力的工具。瓦里的分布地与契丹“分地”的继承制度有关。     

辽代捺钵三题

四时捺钵的随行人员包括皇族、官员及其家属、卫兵,分散驻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内,并不皆与皇帝驻扎一处。中期以后,捺钵地不仅出现宫殿,也存在官员私家建筑,非捺钵季节亦有一定人员留驻。但也出现了将随从捺钵的队伍留在捺钵地而皇帝轻装简从返回五京的现象。     

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

捺钵是辽金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向为中外历史学者所关注。自 2 0世纪初叶起 ,日本东洋史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首先开始了有关辽代捺钵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以考史、补史为主 ,取得了不少成绩 ,中国学者也受到影响和启发。 2 0世纪 4 0年代 ,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傅乐焕、姚从吾等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探讨 ,而是全面、系统地研究辽代捺钵制度 ,其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是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堪称经典。 2 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 ,捺钵研究又取得一定进展 ,论文数量大幅增加。总的来看 ,…     

辽代春捺钵路线考论

春捺钵路线的考证是辽代捺钵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考证辽朝历代皇帝春捺钵地点的基础上,描绘出他们的捺钵路线,并探讨总体路线的方向及变化规律。辽代皇帝的春捺钵路线最早在潢河、土河附近的契丹传统活动区域,后逐渐南移至南京地区,同时还向辽东移动。太平二年(1022)后,春捺钵路线转移至长春州四周水网密布地区,并最终固定于此。通过考证可知,春捺钵的路线变化主要受自然和政治两个因素的影响。     

辽帝春捺钵频次及其嬗变

春捺钵为辽朝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依其捺钵频次与地域大致可划分为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四个时期。以捺钵文化内涵观之,辽帝春捺钵有以传统游牧经济为核心逐渐演变为以辽朝政治为核心的特征。以捺钵地望观之,辽帝春捺钵地有辽初以四楼域为核心逐渐演变为以长春州域为核心的特征。傅乐焕将圣宗以后春捺钵地划分为“东北”“西南”两组并非准确,圣宗时春捺钵至少可分为东、西、南、北(中)四个区域,且北、东两个区域的春捺钵频次最高。春捺钵不仅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性,更凸显了辽朝的政治特征。     

四时捺钵 行走的契丹王朝

曾经雄踞一方,与北宋政权并立的契丹王国,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制度,“四时捺钵”就是其中之一。中原王朝的皇帝,居住在壁垒森严的皇宫中;契丹王国的皇帝,却热衷于一年四季,野营出巡。而这个神秘草原王国的兴衰荣辱,就在皇帝的“捺钵”里,一一上演。     

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

四时捺钵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太祖阿保机营建四楼,则构成辽初捺钵制度的核心内容。根据元朝朱思本《朔漠图》及陈桱《通鉴续编》,知"楼"实为建筑物,即汉语语义的楼台之属,与游猎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其规制相当简陋罢了,但肯定不是北族语中的某项名物。此外,亦有拓跋鲜卑"白楼"、"白台",奚王避暑亭台,及蒙元"秃思忽凉楼"、"西凉亭"、"东凉亭"等作为有力旁证。因此太祖营筑四楼说可以成立。四楼在辽太祖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楼为秋捺钵,南楼为冬捺钵,东楼为春捺钵,北楼为夏捺钵,可与蒙元时期诸可汗四大营地制度相比较,是北族王朝行国政治的鲜明体现。由此牵引出行国政治主题之下的国家政治中心问题,由于北族王朝各个政权的国家政治制度兼容游牧文化与农耕定居文化的多寡程度有很大不同,驻牧营地与都城之间的关系各有其历史特征。     

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

从春捺钵的地点及其变化入手,论述了辽圣宗时期春捺钵地点的改变及其原因,春捺钵的内容以及辽朝后期的政治与春捺钵的关系诸问题。学界对于上述问题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大多围绕四时捺钵等问题展开,而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并不多见。春捺钵之地是契丹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场所,契丹皇帝不但在冬夏捺钵之地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在春捺钵之地也同样处理军国大政。辽朝后期的长春州、鱼儿泊等春捺钵之地,与辽朝政治紧密相关,是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     

辽的国家历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原译文较长,本刊因限于篇幅,发表其中与我国历史教学关系最密切的一部分如下:(题目亦系编者所改)     

试论唐代中期以后佃客的社会地位问题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居于统治地位,而农民則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①。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历代的农民无不遭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生活惨苦,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任何政治权     

辽与日本的关系琐谈

辽与日本隔海相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辽一代(907～1125年)恰值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和后期。即藤原氏专政和院政时期。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实行摄关政治,由外戚藤原氏掌政,当时天皇年幼,太政大臣主持政事摄政。天皇成年亲政后,摄政改称关白,但天皇并无实权。11世纪,道长及其子赖通时势盛,至后三条天皇时(1018～1072年),藤原势力下降。日本平安时代后期是起于1086年开始(?)院政时代,这是退位天皇掌握政权的一种政治制度。天皇退位后称上皇(皈依佛教后改称法皇),其居处称院。一般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大致在辽亡后四年。从1129年进入院政后期。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开始了日本的幕府时代。     

辽代女真人与高丽的关系

渤海时期,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的合懒甸(今朝鲜咸镜南道、成镜北道一带),居住着许多女真人。前者为鸭绿江女真,他们居住在高丽的西北方,故高丽称他们为西女真或西北女真,有时也称他们为西蕃或西北蕃;后者为合懒甸女真和蒲卢毛朵部女真,他们居住在高丽的东北方,故高丽称他们为东女真或东北女真,有时也称他们为东蕃。东、西女真的居住地与高丽相毗邻,因此,早在辽初就与高丽发生了接触。王氏高丽靖宗十年十一月,“东女真将乌乙达等男女一百四十四人来献骏马,奏曰:‘我等在贵国境,慕化臣伏百年矣。’”靖宗十年为公元1044年,辽兴宗重熙十三年。由此上溯百年为辽太宗会同七年,公元944年,     

辽夏和亲对辽夏关系的影响

历史上大辽国与西夏建交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与西夏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和亲,这对辽夏关系及当时时局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辽与西夏的亲疏关系都与和亲密切相关。     

辽夏和亲对辽夏关系的影响

历史上大辽国与西夏建交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与西夏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和亲,这对辽夏关系及当时时局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辽与西夏的亲疏关系都与和亲密切相关.     

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

辽统和四年(986年),夏州党项拓跋部李继迁降附辽朝,不久受辽圣宗册封为西夏王,这是辽夏建交的初始。此后,历辽兴宗、道宗直至天祚帝亡国,辽与西夏交往达130余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辽帝三次册封宗族女子为“公主”,远嫁西夏国主。辽朝三次“和亲”于西夏,对辽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曾产生过很大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些初步探讨。一辽夏结交盟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公元979年6月,北宋兴兵灭掉北汉,完成了     

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

辽、金、元三朝皇帝每年皆例行驻夏活动,习称"夏捺钵",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以炭山避暑最为引人注目。作者从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两名入手,认为"阿延川"本作"爱阳川","上京"实乃"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并对清人认为"爪忽都"亦指金莲川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论宋以后杉木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中国古代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离不开木材,而杉木防腐、防虫、密闭性强等优越性能使其早在晋代就成为人们的生活用材之一,但因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运输等条件的限制,当时杉木的使用比较有限。直到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杉木才开始得到广泛使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从物质层面看,杉木运用于建筑、造船、药材等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杉木也与宋至清朝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一定关联,如以杉木制琴,满足人们对音乐美的追求;以杉木制棺椁,体现了人们对逝去长辈的孝心。由此,杉木成为宋以后人们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