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于2010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中的又一部巨著。该卷由刘庆柱、白云翔二位先生     

北京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考古学研究

北京地区瓮棺葬出现于大坨头文化时期,并在战国秦汉时期广泛流行。按墓葬的年代,大致可分为五期,大坨头文化时期、战国时期、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时期、新莽到东汉早期。瓮棺葬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北京地区战国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较为一致。从被葬者的构成和葬具来看,儿童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有明显的区别,尤其特别的是路县故城考古发现成人瓮棺葬,还发现瓮棺葬埋入道路等特殊葬俗,为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河南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

河南秦汉考古在60余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秦文化考古的成就主要反映在墓葬方面。两汉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中在汉代域址、东汉帝陵与陵园、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及大量的中小型画像砖墓、壁画墓、画像石墓等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河南汉代冶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西周分封制下不大可能建立通行于全国的比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比较严密的户籍制度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汉王五年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实际上是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与整顿户籍。从吕后《二年律令·户律》和县乡定户籍与郡国上计的关系看,汉代户籍应是一年一定。汉代户籍的主要内容是吏民家口名年,不包括赀产。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奏谳书》、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与三国吴简可知,汉代奴婢入籍。奴婢在法律上首先还是“人”,因此奴婢登入户籍、手实与户口帐,而畜产等资财不在其列。奴婢仅仅对于其主而言是财产,故奴婢又登入主人的赀产簿。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奴婢虽然有“名数”,但不算编户齐民。     

几件有铭秦汉铜器的考释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秦汉铜器,其中多见刻铭者,它们对于秦汉铜器的断代、秦汉职官和度量衡制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择要考释如下： 1．二十五年铜盛（缺盖）高15、口径20厘米。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收购。通体分五棱六段。每段内刻云纹,云纹间原镶嵌有绿松石等,现已基本脱落,器底有“二十五年”、“造攻”、“一升八斗”刻铭（封三,3;图一,1）。     

秦汉番禺考古三题

秦汉番禺的南海交通史,从目前已知的古文献记载看,还是空白。但有论者从引述古籍的某些记述对秦汉南海交通作出一些推论。较常见的引述如下：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官吏择任上,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在体制方面,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消;在体系构建上,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浅议秦度量衡制度与相关性商诏

（一）人类在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形成了数与量的概念。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离不开对物质世界中长短、多少、轻重的认识和掌握,这就必须确定各种量值单位以便于核计、运算,于是便逐渐产生了度量衡制度。最初的计算方式是很原始很粗疏的,而且往往以人体自     

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

秦汉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秦汉考古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和重视,先后编撰出版了一系列秦汉考古教材,但由于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的滞后,阻碍了秦汉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重新构建秦汉考古学体系已刻不容缓。全球史从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方法演变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为从动态角度研究文化和历史变迁提供了新方法。在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中,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应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全球史的理论方法。     

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环卫制度的构建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经历了从清末新政以前的缺失,到新政以后至1920年代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广州市的环境整治由民间的无序行为,走向以政府或政府指导下有序的法治化轨道。清末民初广州市的城市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方式的改变,对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年的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分封制度下诸侯的法定身份。西周时期,诸侯阶层内部依据五等爵规定的等级制原则分配权力、财富并确立对天子承担的不同义务。迨至春秋,五等爵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对列国的朝聘会盟活动发挥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春秋列国开始依据实力强弱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五等爵原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战国时代,五等爵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国中山军事制度初探

战国时期,中山作为一中等国家能纵横于各大国之间,这与它拥有较为完善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这一时期,中山国军事领导体制得以确立,国王集军权于己,相兼领军事。兵种配置上,中山国设有车兵、步兵、骑兵等。而军事赏罚的实行也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提供了保障。     

河南三门峡市后川战国车马坑发掘简报

2002年秋,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在市区北部,原后川村西侧发掘出一座车马坑,发 现8马3车。根据车马坑形制及木车结构特征推测,该坑年代为战国早、中期。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区划为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清末。此时尚处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此时进入了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转折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此时是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状况而言,虽然正走向全面的发展时期,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系统、全面,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研究。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

1996年,在襄樊市团山镇余岗村北发掘了32座墓葬,墓葬分三区：墓子地、岭子上、卞营。墓子地和岭子上墓区的30座墓均为土坑竖穴墓,卞营墓区的2座墓为砖室墓,大部分随葬器物为陶器。这批墓葬可分为五期：战国晚期、秦统一至秦汉之际、西汉早期、西汉中期、东汉晚期。余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襄北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的分期、年代、秦楚关系以及埋葬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     

论清末民初语言的“日化”现象——以鲁迅作品为例

清末民初盛行通过日译本转译西方著作,汉语中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汇和句法。笔者认为,比起一直以来通用的“欧化”的说法,把此现象称为“日化”更为贴切。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具体“日化”语言实例为证,论证了“日化”的语言事实。对于“日化”语言一直以来遭忽视的现象,笔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汉字等方面分析了原因。     

清末民初时调研究现状概述

虽然,与明代时调研究较为热闹的场面相比,清末民初时调几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但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郑振铎、阿英、赵景深等对当时地摊上时调唱本的搜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顾颉刚、阿英、李家瑞、赵景深等还写有一些研究文字,更具草创之功.当今学界的车锡伦、黄霖等先生也有一些研究清末民初时调唱本的文章面世.     

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堤防管理制度

明清时期国家对于汉水下游的水利管理制度经历一个变迁的过程,与这一区域的水利问题的日益突出密切相关,垸田的发展以及带来的问题是主要的因素。钟祥至沙洋的汉江干堤极易溃决,并且关系到整个下游地区的安全,因此在人力组织、资金筹集、岁修维护上,国家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倾斜性,相对于沙洋以下的区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沙洋以下,天门、潜江、沔阳等州县所在区域主要以垸田为主,国家将这一区域的堤防修筑与维护主要交由地方来进行。垸堤岁修维护采取堤甲制的组织形式,由垸民完成,一方面没有固定的资金,另一方面在正常年景之下,垸民可以获得基本的物质生存,因此垸堤的维护面临相当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