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贬谪与文学创作——宋神宗至高宗五朝文坛新取向

自宋神宗至高宗五朝百年间,数以千计的士人遭到贬谪。既作为政治上的贬谪者又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宋代土人,在贬谪囚居中,备受处穷忧生之悲的侵袭;面对这一侵袭,他们竭力践行内圣之学,修炼心性,排遣悲哀情累,安之若命,经历了“悲哀-超越-盼归”的心路历程。该心路历程主导贬谪苇体在文学创作上由“外”入“内”,全面转向了内在性情的吟咏,将处穷忧生之悲化为坦易自如的闲暇之吟,形成了用来展现自我强化的“内圣”精神与品格的文学意境。这由神宗时期的苏轼开其端,哲宗绍圣至高宗绍兴年间的亲多贬谪者畅其盛,呈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徵的新取向。     

论北宋时期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

湖南是北宋时期的主要贬谪地之一。从贬官人次看,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与交通路线的关联度较高,为了管控被贬官员,经行湖南的交通干线,即郴州路、桂州路、潇贺道沿线的治所城市是朝廷贬谪官员的首选之地。从北宋前期到后期,由于党争的日益剧烈,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呈现出两个变化趋势,一是与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二是越来越多地选择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皆更为恶劣的贬谪地。北宋时期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其变化,反映出中央王朝统治权由近及远、从中心到边缘的扩展过程。     

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羣體爲論述中心

貶謫文化演進至北宋,在貶謫動因、受貶人數、嚴酷程度等方面,均表現出與唐人的若干差異,而貶謫文人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强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與文學的關係最爲緊密。諸如文體選擇的謹慎性、情感表達的多層次性、作品傳播方式的隱蔽性等文學新動向,較爲有效地消解了高壓政策帶給文學的負面影響;而置身逆境的曠達心態和超越意識,作爲北宋文人共通的心理訴求,反映在審美情趣上,與"中和"接榫;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則與"平淡"、"樂易"同構。由此,人格、心態、文學,在精神上氣血相通,相輔相成。貶謫文化的内涵和構成,至北宋已臻於成熟和穩定。     

从迁谪诗文透视作者的心理人生

综观封建社会历史,文人学士无一不是“奋厉有当世志”,欲将胸中万策“致君尧舜”,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由于他们的不凡才华,也往往容易旗开得胜,踏入仕途。而当他们行走在文学与仕宦的双重轨道上时,文人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正义、耿直的人格、品性又常常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甚至格格不入。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文人入仕,遭贬流放乃至坐牢砍头的命运,成为封建文人不可改变的人生悲剧。大凡物之不平则鸣。文人一旦遭到贬谪,所学的圣贤之道受到非议,理想破灭,壮志难酬,内心忧愤,抑郁难伸,于是,一…     

赣南文化对贬谪士人的影响浅析

自唐宋时期以来,赣南因地处偏僻,为瘴疠之地,自然环境恶劣,而成为了朝廷贬谪士人的容身之所。被贬之后,士人们以其学识人品和为官之道,影响了赣南的文化发展,同时,赣南也以其独特的文化影响了贬谪的士人们。     

“有怀无与语，聊和古人诗”——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为不仅仅在同时代的文人之间进行,而且亦可由后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来完成,这就称作“追和”,也是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的特殊方式。韩国古代文人透过追和中国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种时空相异而情感交流的诗友关系,对韩国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学交流。本文拟以韩国古代文人对唐人的追和诗为对象,来探讨这些诗的概况、类型及意义。     

论苏轼的贬谪心态与作品分析

苏轼两次被贬杭州,他在杭州上任时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涯是苏轼人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山水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也可以了解到这些山水诗是他在杭州生活的缩影,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窥见他“登山有道。观水有术”以及融入自然又超脱自然的情感特质。     

杜审言贬谪岭南峰州

正古代之岭南地区最早是古骆越人的居住地,秦汉后虽然逐渐被纳入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但很长时期内,岭南地区依然被地处中原的中央政权视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的"荒蛮之地",被当成贬谪朝廷"罪臣"之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唐朝,流配、贬谪广东而有史籍可考者便有数百之众,其中"流人"近300人(次),"左降官"近200人,皇亲国戚37人(家),宰相49人(次)。这些贬谪之人中不乏著名文士、     

一样贬谪两样情——谈柳宗元、苏轼贬谪期的山水游记

柳宗元和苏轼身世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同做于贬谪时的山水游记艺术表现多所不同,此文比较其不同,并试从社会环境、思想性格,家庭等方面析其原因。     

论钱谦益的“文化遗民”心态

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物,其一生充满着苦涩的心迹。在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而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目;他本以“清流”自居,却因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晚年,他在柳如是影响下参与反清复明运动,在诗歌、史学著作中表现出“文化遗民”的心态。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南北文学的冲突和融合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形成是宋初南文北移、南北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文人集团由南士主导、北人加盟,在北方民间展开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文学创作与传播活动,体现了南北文学的汇流与新变,为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与血液,开启了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创造了宋文平易自然、舒畅婉转的特色。在南北文学的冲突与矛盾面前,欧阳修批判地继承南北双方的优秀传统,整合南北,化合文道,取得文坛公认的丰硕成果,为古文运动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标杆。洛阳文人集团南北冲突与交融的因子深刻影响了宋初文学的演进历程,写下了北宋文学与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人选宋文之典范——《宋文鉴》编纂、价值及影响考述

《宋文鉴》是吕祖谦编纂的一部北宋诗文总集.吕氏以其大学者和文学家的过人眼光,本着“有补治道”之准则,“采掇英华”,选入300多人的2500余篇诗文,纂成煌煌150卷,涵盖北宋文学的各个阶段、各种体派、各色文人,既博又精.同时,吕氏根据北宋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原有的总集编纂文体分类基础上,或对某些文体重新分类(如诗歌)...     

乡族·科举·港口：明代琼州文人地理网络与地缘认同

明代琼州乡族科举网络,以琼山家族师友关系为中心而展开,呈现出数量大、地域分布广、内部联系紧密的特点,并与琼州北部、东部贸易港的分布有密切关系。琼州文人重视科举的态度,以及受贬谪文人影响而成的文化性格,体现了边缘岛屿文化对大陆中原文化的认同理念,加强了琼州与中央朝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他们以开放前卫的海洋意识和国际视野,从地理边缘走向朝政中心,并将影响辐射至全国。     

1989～2008年中国文人骚客札记文学中的越南形象

在1989～2008年的巾同文学里,关于越南的完整描写几乎没有,但在众多文人骚客的游记与札记中,却存在大量关于越南国家形象的零散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越关系改善之后,许多中国的文人骚客都怀着一种好奇而又独特的心态踏上越南的国土,他们用对比的眼光、大国的心理去看待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邻国,以中国文人骚客少有的俯视心态描绘出来一个异国形象。     

摭谈古石屏

我国古代石屏,自宋代开始,渐渐地深得文人的青睐,究其缘由,与两宋文人画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写有一首《题吴学士石屏歌》云:“空林无人鸟声乐,古木参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横其间,烟埋草没苔藓斑”,极其生动而形象的诗言,为人们再现出了一幅“古淡天然”、“奇崛神秀”的自然山水画景象.歌词的诗情与天然生成的屏中“山水画”画意,冥然默契,相得益彰.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常“将其文学观点转用到论画上面”,对宋代文人画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从这首《题吴学士石屏歌》中,就能以窥一斑.清供石屏,虽在北宋尚未广为流盛,但早已被文人学士们用来作为“诗画同一”的审美对象,以及体现文人美学观念的一种象征.宋人杜绾有《云林石谱》三卷,他在写到朱阳县虢石可“多作研屏,置几案间全如图画”时,也特别提到“昔欧阳永叔赋月石屏诗,特写奇异”.这均充分说明,以欧阳修为核心的许多宋代文人,在热衷石屏“天生”图画意趣和情     

从屈原、欧阳修想到“贬官文化”

在三峡历史文化长河中,有两个光耀神州的人物,这两个人物把三峡历史推向两次颠峰。一个是战国时期“与日月争光”的屈原,一个是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屈原创造了“惊采绝艳”的楚辞,欧阳修在夷陵留下了风流千古的瑰丽诗文。屈原、欧阳修所处的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遭遇：贬官;有一个共同的幸事：逆境中进入创作高峰;有一个共同的功绩：把三峡文化推向更高的美学境界。余秋雨先生称苏东坡贬谪黄州,是“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正式命名始於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主要由黄庭坚门下士与吕希哲门下士组成;该《图》的问世则与当时的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吕本中以此《图》为“江西诗派”树旗扬帜,表现了他以文坛结盟的方式振作文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昭示了他在党争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江西”诗人的苇体关系的形成首先以相同的政治倾向为纽带,他们的政治命运与文学地位的升降起伏,也是党争双方的势力彼此消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诗派”首先是由政治上的党争分野而成的一个文人苇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文人古典诗歌吟诵之探析

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为古代文人所特有,以其兴发感动的独特作用,为表达内心情感的有效工具,吟诵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本质和基本要素。在经历了唐代中期诗人“苦吟”的高度发展之后,成为古代文人所普遍使用的读书方式。但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之后,变成了一种濒临灭绝的小众文化,现在是被文学和音乐学领域致力恢复的一种古文表达方式。它与现在所谓朗诵不同,也与文人的歌唱不同,是以其不需记谱,通过依照汉字声调与腔调的结构而创作吟诵调的方式,和见字即能唱的即兴表达特点,而构成的一种为古代文人特有的读书方式。本文依照文人吟诵文化的演化过程来论述其特点和性质,探析吟诵如何成为古代文人所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