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文艺漫忆──访老红军李志民

中央苏区文艺漫忆──访老红军李志民左莱原来我在彭杨学校当政治教员,那个时候年纪还轻,对戏剧音乐有些爱好。我在工农剧社时有两个台湾籍姐妹,一个叫施月英,一个叫施月娥,她们原是工农剧社的学生,以后也到彭杨学校当教员,我们在一起参加文艺活动。彭杨学校也有一...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太原育英学校的两次迁校行动

正2017年夏季,太原育英学校的各届老校友相聚北京,彼此并不熟悉,育英北京校友会主持人要大家来个自我介绍。其中元老级校友、学校最早入校的学生、年近八旬的范担地在发言中不无感触地说:"我记得在学校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夜间转移,当时老师把熟睡的我们叫起来,匆忙     

武汉市司法学校西藏班侧记

“智力援藏”是一项有划时代的战略方针.武汉市受国家的委托,从1990年起承担了这一“智力援藏”的任务,开始在武汉市司法学校、武汉市农业学校开设司法和蔬菜两个专业的中专班,学制均为3年.截止1993年共招3期司法班,1期蔬菜班,司法班学生共117人,蔬菜班学生共27人.下面,仅从市司法学校西藏班的情况,就可窥见武汉这座多民族大都市各民族一家亲之一斑.     

学校给学生排名的做法是否妥当

律师同志:我是一名学生家长,近日我到学校参加家长会,在校门口发现该校将各班期中考试成绩列前十名的学生姓名用红纸、列后十名的用白纸张榜公布,我儿子的名字就在白纸上。我对此很是气愤。请问,学校的这种做法是否妥当?我该怎么办?董某同志:学校的做法是错误的。以张榜的形式将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公之于众,是时下有些学校的经常性做法。目的是为了促使这些学生成绩的提高,应当说学校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刺伤了差等生的自尊心,甚至使有的学生走上了轻生的道路。1994年11月国家教委在《关于…     

又是冬风起

学校里有两种学生是最苦的:一是戴眼睛的,二是住校的。我是一名初三学生,家离学校较远,眼镜(?)已突破350度大关,我可算是学校最苦的学生了我的家在一个小山村里,可谓是空空如也,但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的两个堂哥先后考取了县中。我的父亲是一个残疾人,在为家庭的奋斗中,他付出了右手,如今还咬牙工作,先前有健壮的父亲在,母亲虽苦犹乐,而如今,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她任劳任怨,一天要干好几份工作。我家的新房是在1995年盖的,到现在还未粉刷,红红的砖头露在外面,十分刺眼。我能来上学,来县中读书,还是大伯家将猪卖了,     

如何做好班级工作

班级是学校教育工作的基本单位,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主要是通过班级来进行的,而班主任是整个班集体的直接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是联系班级教师与学生集体的纽带,是沟通学校、家庭、社会的桥梁。一班几十名学生,是否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班主任的责任重大。如何做好班级工作？一年来,我尝试以下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那点燃的48支红烛……

知道自己下学期要离开带了两年的学生后,心里有点儿割舍不下。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老师和学生之间就是这样,迟早要分开的。当学期要结束的最后一天,我故作轻松地去向跟我朝夕相处了两年的学生告别,就在踏进教室的一刹那,我被惊呆了:地上那用四十八支点燃着的蜡烛拼成了大大的三个字:“方老师”!两年来带班的酸甜苦辣不禁涌上心头,感慨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后进生”带给我的感动“后进生”也同样拥有一颗真诚、纯洁的心灵。我教过的明明同学,曾经是一名“后进生”。他一家来自农村,父母没有文化却又要为一家…     

回忆同梁漱溟先生的两次谈话

1958年．我上了大学。年底,学校挑选出几十个老师和学生,到北京参观“全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会”．我忝列其中。由于是第一次去北京,母亲在为我准备御寒衣物的时候．还开了一张清单．列出我必须登门看望的亲友及他们的地址。除了两位姨妈（大姨妈健在．二姨妈已辞世）和她们众多子女即我的表亲之外．     

1921年清华学生“同情罢考“事件

清华学校的早期学生运动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不一而足,但牵动过许多人、轰动北京城的同情罢考事件,却迄今鲜有详述.这次事件,不仅使当年毕业的辛酉级中29人被留级一年,而该校其余七个年级的学生也被给予集体留级一年的处分.     

古村·老屋·手艺人

江南的三月,杂树生花,莺飞草长,春意盎然.我乘双休日与学校美术系的几个学生结伴,一同去了永嘉县最北边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林坑村采风.早就听说那里山美,水美,是典型的浙南山区村落,只要用三、四个小时就能到那里.可没想到一路上不停的转车、行路,再加上山路崎岖窄小,车又颠簸,搞得人十分疲惫.临近村庄时,车子一拐入山口,远处就出现了一群镶嵌在青山绿水中、错落有致的浙南山区民居.它们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一路的疲惫也好象被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合作·共享: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校合作的模式与活动策划

加强馆校合作工作,无论是对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完善,还是对学生及教师个人的进步成长,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创新性地采用"一个联盟(大运河博物馆联盟)+一个平台(不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教师个人)"模式,由博物馆与学校共同明确需求,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特点,基于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设计出"大...     

日本的历史教育

在我执教的专门学校的期末历史考试中,有两个答案令人吃惊。一个是关于“日本近代史”的问题,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交战时间最长的国家是哪国,许多人回答为美国。另一个是关于“日本文化史”的问题,即镰仓作为都市开放在哪年,相当多的答案是在1192年。 我所教的这所专门学校,是高中以上的学生,二年制(有一小部分是一年制),设有各     

同学聚散在筑城

一九四九年,这是神州大地天翻地覆的一年。在这时代巨变的关键时刻,人们犹如站在十字路日,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或投向光明,或走进坎坷,甚或堕入深渊;举足一步之差,方向不同,归宿迥异。当时,我年不满二十,还是个情懂的青年学生,这一年对我来说,确也是决定此后几十年命运的关键的一年。一九四六年冬季,我毕业于正安县立中学。时年十六,不话世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中贫困,连生计都不能自理,却立志要改变家庭处境,于是奔赴贵阳投考学校,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到得贵阳,见到各学校的招生简意,所有高中收取的学…     

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

毛主席写信送我上抗大,林彪巧安排,圆了我的上学梦 我最初知道林彪这个名字并见到他本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春天,我从瑞金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附设的参谋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军委一局,先是当见习参谋,几个月后转为正式参谋.     

老刘其人

老刘原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毕业后直接保送读研。因为是老北大,所以2001年开学之初,他自告奋勇去学校南门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同窗。当日他见到风尘仆仆一脸土气的我,互通姓名,便爽朗笑告,说我和他同住一个宿舍。当即命令历史系大四学生某某,蹬着个三轮车,载着我的行李和我,吭哧吭哧送到宿舍去。     

革新历史課教材和教学的初步尝試

结合实际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历史教学的一項主要任务,在目前情况下也是大力改革教材和教学的重要一环。在这里,我談的是在民族学校里通过历史課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問題。我們学校是一所民族中学(蒙族学生占82%)。高中二年級共有兩个班,一个班全部是蒙生,另一个班主要是汉生。过去,兩班之間因为民族問題鬧不团結,高二(二)班汉生認为“助学金比例不合理,过多地照顧了蒙生”。甚至有学生說:“蒙古     

延安时期的国际红色学校

抗战时期,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共红军在陕北延安曾创办国际红色学校,招收不少来自不同国家、信仰马列主义的留学生.这所学校名叫延安东方慕尼黑学校. 土学员与洋学员 东方慕尼黑学校坐落在延安大砭沟的尽头,校舍是几十个陕北式的土窑.有学员300多人,编为两个班,一个是由中国本土学生组成的民运训练班,另一个是由外国留学生和归国华侨组成的慕尼训练班.民运训练班一共170多人,编为4个分队,每个分队编4个班,每班10人.     

徐向前元帅夫人黄杰的生前逝后

他和她给我的印象 徐向前元帅夫人黄杰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 我第一次见到她和徐向前元帅,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那时候,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我还是八一学校的学生。这所学校诞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才由革命老区搬迁到北京西郊。     

武汉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校园里有不少怀着满腔忧国之情的学生 "一二·九运动"前后.我在武汉大学工学院读书,参加过当年武汉的学生运动. 1934年高中毕业后,我与文立徵、秦本立等三个要好的同学上北平升学,向往故都学生的"自由生活",决心再也不回长沙了.他们都在平津入学,唯独我考入武大而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