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的启示

章学诚首倡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主张于志书中为纂者作传并总结前志得失。在《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的编纂实践中,章学诚设《前志列传》并撰写序例,阐述设前志列传的必要性并编写凡例。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拓展了方志列传外延,创新了旧志编纂体例,集中体现了其志属信史的方志理念,是章氏方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章氏方志思想研究,同时也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也是章学诚方志理论体系的重点。章学诚曾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方志学结构体系的基础,使中国方志学学科雏形开始形成。章学诚关于方志编纂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史取裁于方志,志应详于史;第二,志乃史体,应遵守“史家法度”,采用编修正史的方法;第三,方志体例既明,撰写时还要行之有度,措施得当。而有关的方志编纂原则和方法理论,他在《湖北通志》序中,概括为四句话:“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榷不可不公。”但是章氏之论还不尽完备,尚有不少需要推敲之处。近代方志…     

章学诚通志编纂思想综论

章学诚(1738—1801),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乾嘉时期名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地方志的编修和方志学的理论探求,总纂和参与编纂了《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天门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顺天府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等11部地方志。     

历代安次地区方志述论

安次县志的编纂始于元代,现存最早者为明代天启年间郑之城编纂天启《东安县志》,至清有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民国间有《安次县志》。通过述论历代安次地区方志的编纂情况、现存状况以及史料价值,同时,从历史沿革、河流变迁、土地流转及白银使用等方面对安次现存方志(《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进行研究,希望为区域方志的进一步挖掘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洪亮吉的方志学思想

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纂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嘉庆时,洪亮吉参与编纂乾隆实录,史称:“君修史,依古法,务简质,与诸巨公议多不合”,又因上书言事,触犯权贵,被发配伊犁,释归后不复出仕,杜门著述。洪亮吉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他博览群籍,知识渊广,一生著述宏富,于历史地理造诣尤深,编撰有《春秋左氏诂》、《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等书,均为乾嘉时期历史地理学的杰作。洪亮吉对我国方志编纂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生纂修了十余部方志,其中象《淳化县志》、《泾县志》等各具特色,受人推崇。因此,研究剖析洪亮吉的方志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方志学遗产,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无疑是有益的。     

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     

续修:重温章学诚方志理论--纪念章学诚逝世200周年

章学诚方志理论在首届修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续修启动之际 ,重温章学诚的理论仍然十分必要。以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议》考察新方志编纂体例 ,可知新方志对艺文的收录重视不够。《修志十议》所指出的问题在首届修志中未能全部避免 ,在续修中必须引起新的重视。《州县请立志科议》提醒修志工作者 ,加强方志编纂组织建设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章学诚倡导的“史德”警示方志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应树立新的史德。     

章学城的方志编纂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的方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首轮修志结束、新一轮续志开始之际,我们联系修志实践,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借鉴其有益的经验,避免其时代的局限,从而开阔思路,与时俱进,搞好续志的编修,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怀念刘克生先生

<正>刘克生先生,祖籍湖南靖州,清朝入川。1907年9月生于四川乐至县,青少年时期就读于乐至模范小学(天池书院)、四川省国立国文专门学校。曾担任《嘉陵日报》等川中各大报刊特约撰稿员,历任乐至中学、私立钦仁中学教师,乐至县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乐至县志》副总编。刘先生曾于1927、1958、1982年三次任《乐至县志》的编辑,三次参加《乐至县志》的编纂工作。他不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方志工作者,而且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楹联家,昆明大观楼、武汉黄鹤楼上都悬挂着他     

《潜江县志》故宫本版本探疑

对比刻本的版式组成,《潜江县志》故宫本并非康熙三十三年传经书院的原刻本,而是抄本;对讳字的避与不避和文本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抄写的时间是在乾隆十九年之后至嘉庆之前,即1754—1795年;从故宫本出现的时间和文字格式、内容判断,抄本的底本是康熙三十三年传经书院原刊本。限于抄本的性质,故宫本流传不广,其遴选资料和编纂方志的思想对后来的影响是有限的。     

章学诚的志传论述及其现实意义

章学诚对方志人物志的编纂非常重视,他认为“邑志尤重人物”①,认为在整个方志记述中“人物尤属紧要”②。在人物志的志传（亦即列传、传记）、传略（亦即事略）、列表和名录等各类记述形式中,章学诚又特别看重志传,并对志传记述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本届修志以来,在“诸体并用’泊b新编方志中,记述形式最呆板、革新进度最滞缓的记述形式就当属志传了。以笔者愚见,时至今日,重温章学诚的志传论述,对于新编志传的记述走出低谷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章学诚的志传论述有下列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意章学诚从未把只记传主一生行谊…     

王昶与青浦方志文化

青浦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县以来,历经置废、析分,但县志的修撰却从未中断。至今先后有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五种版本县志传世。其中,乾隆《青浦县志》的总修即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袖王昶。在《青浦县志》编修过程中,王昶既从“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论高度思考志书修纂,促进方志理论创新;又在实践中注重从编修组织分工细化到编纂体例结构创新全过程。王昶作为志书总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青浦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推了青浦方志文化的承上启下发展。     

《新方志编纂概论》出版

《新方志编纂概论》是由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共同组织各市 (地 )史志办公室和省史志办公室有关处室参加编写的关于新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的一部专著。该书要目为 :绪论、新方志的指导思想、新方志的编纂原则、新方志的内容特色、新方志的体例、新方志的资料、概述和小序的编写、大事记的编写、人物的编写、新方志的图表、照片和数字、新方志的编纂程序、序言、目录、索引和编纂始末、省志编纂、城市志编纂、地区志编纂、县 (市 )志编纂、城市区志编纂、专业志、部门志编纂、乡 (镇 )志编纂、村志编纂、厂矿企业志编纂等…     

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综述（下）

（六）方志人物及其编纂思想研究。徐鹏《陈元赞及其（长门国志）——兼论明末清初中国方志文化海外流播的另一种可能》介绍了明代东渡日本的陈元赞及其用汉文所修《长门国志》的特色,探析了陈氏匿迹史海的原因,并对其海外修志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胡巧利《论梁廷榀（粤海关志）的编纂思想》通过分析《粤海关志》的编纂思想、资料收集、编纂体例、记述内容等,探讨梁廷榀的方志编纂思想。沈松平《论陈训正的方志思想》介绍了陈训正的修志经历及方志编纂思想,并阐述了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和对当代方志编纂学的贡献。     

余绍宋与民国《龙游县志》

余绍宋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由他主修的民国《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对民国《龙游县志》推崇备至，在其所撰《龙游县志》序中，将余绍宋与章学诚相提并论。本文对余绍宋先生与方志学的渊源，并对其在民国《龙游县志》学术成就加以阐述。     

简论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

章学诚作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在方志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方志学编纂理论上,他提出编志须遵“循史家法度”,指明了编志的原则;在方志的撰述范围和门类分别、方志的义理、方志的体例、方志的论断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主张“文人不可与修志”对编志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