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厅墓地玉器再认识——兼论中国史前时期海岱系玉器文化的形成

花厅墓地出土玉器主要有大汶口文化自身因素和良渚文化因素两部分。长方形钺、环璧类玉器和各种耳饰,应是大汶口文化的自身因素。刻有神徽的玉琮、琮形管、玉璜、玉梳背、刻有神徽纹样的玉锥形器和有段玉锛以及多数串饰,则来自南方的良渚文化。花厅墓地之前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海岱地区玉器数量和种类均较少,尚未形成独立的玉器文化体系。到花厅墓地时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在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形成以玉钺、大型玉刀、各种环璧、牙璧及梯形绿松石耳饰等为基本内容的海岱系玉器文化。这一玉器文化体系的形成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玉器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重与句芒:石家河遗址几种玉器的属性及历史内涵

在石家河等遗址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以玉神像、玉人像和玉鸟等三类题材最为引人注目,但学术界对于这些玉器的来源及属性还有很大争议。本文认为上述玉器题材均与少皞氏密切相关,其中玉人像即少皞氏首领重,重死后被尊为东方之神句芒,其形象为"人面鸟身",玉神像和玉神鸟分别代表了句芒的两种面相。在"禹征三苗"过程中,少皞氏族众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些"句芒"类玉器应是少皞部族将士在江汉平原的遗留物。     

齐家玉器遗珍——“静宁七宝”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即以崇尚玉器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玉器文化而遐迩闻名。中国最早的玉器可以追溯到8200年前,如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对玉玦和辽西查海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管状玉玦和匕形饰等。中国西北地区的黄河流域和渭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远古三大玉文化之一——齐家玉器的重要发现地。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东起泾、渭流域,西抵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湖畔。玉琮一玉琮二玉琮三玉琮四     

浅谈良渚文化的崇鸟习俗

浅谈良渚文化的崇鸟习俗杨菊华良渚文化是分布于太湖流域、杭嘉湾地区的古老文化遗存．该文化不少精美的陶制品及贵重玉器上均描绘或琢磨乌形图案,并有圆雕玉鸟出土,反映了良渚人与鸟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的详情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三里河遗址出土玉璇玑研究

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玉器不多,不像良渚玉器那样数量庞大、形制多样,但具有东夷文化的显著特点。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是目前所知制作最早的玉制类璇玑,造型精美、寓意深刻。学术界对玉璇玑的定名、功能及代表文明都有所研究。玉璇玑与东夷文化密不可分,代表了东夷的太阳神鸟崇拜。     

石家河文化玉器赏析（下）

2.单纯饰品玉器纯饰品玉器有玉牌饰、管、珠、坠、簪、端饰、柄形器、棒形器、叉形器、锥形器等。     

斜口筒形玉器非龟壳说

<正>斜口筒形玉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典型器类,也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玉器。这类玉器,虽然光素无纹,却用料甚大,掏大而长的中孔也甚费工费时,说明其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1]。但关于这类玉器的功能,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臂饰或腕饰,有人认为是舀米的实用之器,也有人将其称为"箍形玉"、"玉箍形器"或"马蹄状玉箍",认为是一种具有束发功能的玉箍[2]。之后,郭大顺依照这类玉器自身的造型和形制,将其定名为"斜     

巧工夺丽质 辽宁省博物馆明清玉器展赏析（下）

若描若绘的玉图画玉 图画,是指在玉器上雕琢绘画或书法作品作为图案装饰,这类玉器始见于宋代,盛行于清代,多以浅浮雕技法施于山子（图48）、插屏、笔筒、如意、扳指、鼻烟壶、佩饰、镶嵌饰等面积较大的玉器上。     

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器探析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表现在尚未形成规律性的用玉制度。玉器在二里头文化各期之中的使用情况差别很大。二里头一期仅见少量绿松石饰;二期为发展期,玉器数量和种类均有增加;三期的玉器数量和种类都达到高峰,这一现象与三期二里头遗址夏代王都文化繁荣的景象是密不可分的;四期的玉器出现明显衰落的趋势,数量和种类大大减少,体现了夏商政权交替对手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影响。     

论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及其社会背景

西汉早中期玉器组合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装饰用玉器类和数量的消长。西汉早期装饰用玉在整个随葬玉器中占很大的比例,代表了当时玉器风格和工艺水平。西汉中期装饰用玉的数量和种类骤然减少,不但复杂的组玉佩消失,而且玉具剑饰数量也比早期少得多。分析和统计组玉佩和玉具剑饰数目、组合、出土位置及其造型、纹饰,是认识西汉早中期玉器变化的重要参考标准。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对整个汉代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玉器的风格是在武帝时期形成的。     

金沙遗址玉器的材质来源探讨

成都金沙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玉器最多的遗址,通过对其中551件玉器材质鉴定的结果发现,最主要的材质类型为透闪石集合体构成的软玉。通过对软玉型玉器的宏观特征、显微特征、玉器和石器的矿物及岩石组合特征研究,以及与四川汶川龙溪玉、新疆和田玉特征的对比,并且采用ICPMS进行主要玉器类型和玉料的微量元素特征的研究,同时结合现代资料和古代史料,认为金沙出土的玉器主要的材质应该来自于汶川的龙溪玉,与新疆和田玉、良渚玉器没有关系,但同时也存在其他地区玉料甚至是玉器交流的可能。     

“鬼”玉考

“鬼”玉是最近提出的中国古代玉材及玉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是指《禹贡·冀州》所记的冀州属地及其北部包括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周边地区所产的玉材。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游牧、耕作、生活、繁衍的“鬼”部族及其近亲部族曾被载入史册。该地东萨彦岭和外兴安岭维季姆河等玉产地为其玉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石峁出土的126件玉器就是龙山文化时期鬼玉的珍贵遗产,其中的黑玉圭、璋等玉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玉器。鬼玉(即石峁玉器)与所见贝加尔湖西南古文化玉器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源头可能不在贝加尔湖周边,而在其附近或距其不太遥远的地方。     

试论中国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的演变

在中国古玉发展的历程中,史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几千年来中国古玉与人们思想意识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从自然美过渡到寓意美的阶段.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史前古玉在同一时期有其发展的统一性,以及不同时期上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虽然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玉器里所积淀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即理性的内容却是基本一致的.据此,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发展的滥觞期、玉神灵崇拜寓意性功能阶段、玉“神人”崇拜寓意美阶段.     

金沙玉器制作工艺的初步观察

2001年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现已出土了2000余件玉器,数目可观,种类繁多。大量的玉器造型规整,制作精细。最为重要的是许多器物上都留下了与制作工艺有关的痕迹,其中更有一些半成品和玉料,这就为我们研究古玉制作工艺提供了极其重要而又丰富的实物材料。     

两周葬玉及葬玉制度之考古学研究

两周,尤其西周时期是两汉时期成熟葬玉制度的肇始,也是中国葬玉制度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多元化的葬玉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走向统一,为两汉葬玉制度莫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即从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及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入手,分析总结这一时期葬玉与葬玉制度情况.     

释珏──论商周时期玉器的计量单位

在先秦文献中,“珏”字经常用作玉器的计量单位,但一珏玉究竟代表多少玉器,则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并结合出土玉器的情况,分析并论定了“珏”是商周时期专门用于计量玉器的单位,一珏玉就是两件玉器的代称。同时,进一步论证了在东周时期“珏”更可能是指用对开成形法或成形对开法制作而成的造型相近的两件玉器。     

内蒙古巴林右旗地区兴隆洼、红山玉器的材质利用研究

内蒙古巴林右旗地区出土、采集到的兴隆洼、红山玉器较多,但长期以来缺乏针对当地玉器的系统性材质研究。本研究借助拉曼光谱仪和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便携式仪器对当地的74件兴隆洼与红山玉器进行无损测试分析,确定了这批玉器的材质主要为闪石玉。根据X射线荧光光谱的峰值记数进行横向对比,这批玉器可被分为3个组别：兴隆洼时期的用材集中于B、C两组,颜色呈浅黄或浅绿色;红山时期玉器用材集中于A、B两组,颜色呈浅绿或深绿色。此外,这批玉器中也包含少量地开石、方解石、蛇纹石、云母、萤石材质。结合地质学相关信息,对玉器的产源地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推断闪石玉取材于辽宁岫岩地区,而其他材质多为就近取材,亦有部分取材于辽宁岫岩地区。     

南越王墓玉器分布状况及其内涵研究

广州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胡)墓出土了240余件玉器,其中多数玉器造型独特,琢刻工艺精湛,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的珍贵实物资料。研究发现,该墓中墓主和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玉器,属于墓主的是葬玉,用玉目的除了彰显权贵更重视护尸升仙;属于殉人的是装饰玉,注重身份高下而忽略了升仙功能。推测其目的是为了营造墓葬等级,而...     

The technology of jades excavated at the Western Zhou,Jin Marquis cemetery,Tianma-Qucun,Beizhao, Shanxi province: recognition of tools and techniques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technology of a small but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irty nephrite jades from the burial assemblages of the Jin Marquisate excavated at Tianma-Qucun, Beizhao, Shanxi province, north-central China. The jades date mainly from two Bronze Age culture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c. 1050–771 BC) and the previous Shang dynasty (c. 1600–c. 1050 BC). They include unfinished and finished carvings. The carvings were examined at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Houma: following an optical survey of the tool marks, detailed silicone moulds were made from twelve jades bearing evidence of working techniques. The moulds were examin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t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Consideration of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ulded features for comparison with moulded experimental standards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e tools employed for several stages of working. Extensive use was made of non-rotary rigid saws and thicker files for shaping many parts of the jades, and pointed tools for incising pieces. Use was also made of rotary solid drills for working narrow perforations for openwork and the suspension of jades, and broader tubular drills. Although no evidence of non-rotary string saws, rotary circular saws or smaller incising wheels was seen on the jades, there was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rotary lathes, on which jades were mounted for shaping.     

清代伪古玉的生产与辨伪

大利“伪”即假,伪古玉即是假冒的古玉,制作伪古玉的目的,是冒充古玉以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制作者主观上是刻意地按照原物或图录中真品的样子去加工,不仅追求造型、花纹的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