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文革”时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刘少奇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而闻名于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其实,作为一种就业安排,它在50年代就已开始,而且在“文革”前已部署得较为完备,组织得较为严密,操作一度也进行得颇为理想。这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刘少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要在文革中坚持为刘少奇，万晓塘说好话

不幸早逝的《天津日报》资深老编辑张要同志,在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特别是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置于死地的大帽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他永远清除出党之后,仍大义凛然地公开宣称“刘少奇是革命的”,已被整倒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虽身临大狱、受尽折磨而不改初衷。如此高风亮节的新闻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试问天津有几人？全国又有几人？     

刘少奇的文件箱

在西柏坡纪念馆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陈列着一只普普通通的木箱。箱长84厘米,宽47厘米,高63厘米。箱子上面有刘少奇同志亲笔书写的“奇字第三号”5个墨书毛笔字。由于岁月的流逝,箱子的颜色已呈暗黄,漆皮也有些剥落,但它总是吸引着人们去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     

“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4月10日),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文革”中的阿英

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摧残化、迫害知识分子、打击革命老干部的暴力行为,是人类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那些知识越多、化情结越深、对革命贡献越大的人,受到的伤害也就越重。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贵州“文革”初期琐证

1966年国庆之后,我从新华社被派往贵州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倒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兴起初期时的一斑状况。     

“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实录

我国农村曾经历过每家不做饭。全部吃食堂这样的事。一声哨子响,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奔食堂而来．狼吞虎咽,如上战场。于是,出现了上千万的“非正常死亡”。     

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初起,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波及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感内疚。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对我来说,廖盖隆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     

“文革”时期放权改革对东北工业的影响

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倡导的放权改革,是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又一次探索。东北地区作为最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此次放权改革对其影响甚大:一方面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推后,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却促进了东北五小工业的大发展。此次放权改革背景下的东北工业体制经历了由收到放的不成功探索,其运行则经历了一个停滞与推进、徘徊与勃兴的逆向互动过程。     

“文革”时期湖北美术创作略述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湖北美术在红卫兵运动影响下，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