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考古学:文化遗产管理还是考古学研究

社区考古学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管理和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其实践仍然具有草创性、不平衡性和多元性。社区考古学是作为让本土社会获得考古学权力的工作方式,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社区考古学理念确立了社区在文化遗产管理的主体观念,廓清了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对生态观念和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误解。在考古学研究上,社区考古学是情境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将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揭示传统考古学研究所无法触及的问题。     

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

本文发表于1975年,其时新考古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思潮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考古学家们为新的研究目标,从其它学科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方法,系统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开始取代文化历史考古学中的关键学术概念和分析单位——考古学文化(当然,系统论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决非仅限于考古学)。并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论的精髓在于将考古学从立足于器物静态的分析和分类以及编史学的研究,转向对这些器物制作和使用的人类行为和适应环境等多变量互动系统关系的阐释。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关键概念,而是需要从物质遗存产生的背景和各种因果关系来了解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并对考古学研究的概念、方法以及探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做根本的调整。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放弃过去那些无法解决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将精力集中到更加便于观察和更加容易解决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克拉克和弗兰纳里等学者有关成果的叙述,详细介绍了系统论引入考古学的起因、过程和发展,从概念的革新和建模方式等方面,阐述了系统论对考古学研究革命性的影响,以及在人类学、民族学等考古学相关领域内所引起的变革。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理论相对于经典考古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很多方面都是引入系统论思维的结果。阅读本文,虽然作者写作的对象是西方学者,中国读者由于对许多背景知识不是很了解,在翻译和阅读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仔细领会其中一些要点,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对系统论的意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及其基本理论、方法的形成,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从国外引进的结果。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如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人,都是学习了国外的考古学或人类学之后,回到中国,并在实践中为建立中国的考古学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中国考古学科在其实践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个世纪50至70年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是一篇动物考古学研究新领域的介绍文章。考古研究显示,昆虫与古代人类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或遗物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的行为有关。昆虫遗存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此可以进行多方面研究,如复原古气候和古环境,古生物的地理分布,遗迹形成的时间,遗址埋藏的过程,古代人类的生活水平和驯养家畜的行为,等等。在我国已经开始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昆虫遗存进行研究,例如,在青海大通长宁遗址的浮选结果中就出现了炭化的昆虫遗骸。     

考古学与人地关系研究

人地关系机理研究对于当代人类应对面临的各种环境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文化遗存和与人类有过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自然遗存 ,这决定了考古学在人地关系研究领域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美国考古学:过去与未来

1935年12月28日,三十一位考古学家聚会于匹茨堡,标志着美国考古学会——一个“美国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考古学者得以表达自己思想”的团体——的创立。1985年5月近两千名考古学者,包括三位学会的创始人在丹佛隆重集会,庆祝学会创建五十周年.《美洲古物》上的一篇回顾文章刊载了这次重要会议,六百三十四位专家的发言、公开演说和一整天的学术讨论会评价了这门学科     

回顾与展望:数学模型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本文介绍了考古学研究中数学模型的基本概念,并从考古学思想史的角度追溯了其理论来源和发展历程。进而,本文通过介绍和分析若干个运用数学模型进行考古学研究的经典案例,对该方法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思考和讨论。     

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解释:1985

要对当前的考古学解释作一透彻的、公允的评析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一工作又面临着以下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1)汇总性的——如实陈述当前有哪些室内分类和田野工作正在进行,以及它们获得了哪些结果;(2)廓清当前重要的考古学思潮,并试图洞视它们未来的意义.后一选择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然而同时也将具有更多的乐趣,因此,我将不揣冒昧作一尝试.在某一特定时期,一门学科的研究目标不但因人、因学术单位而异,而且,它同样也会因某一学派的兴起、兴旺、衰落乃至同化于其他学派这一学术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将首     

度量关系的新方法:考古学中的网络分析

考古学中的网络分析以节点和链接为底层架构,强调以联系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本身及其发展过程,探究此种联系是如何对古代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的.两个学术传统的交织塑造了当前网络分析在考古学中的面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和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其研究思路分为两种...     

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

后过程考古学作为西方考古学的新兴流派受到颇多争议。理解后过程考古学对于我们学习与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运用分析考古学观念的方法论框架,从内、外关联,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等三个层面上来分析,同时与过程考古学比较,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分析与比较显示:后过程考古学立足于后现代社会状况、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时具有后现代科学基础;它秉承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强调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从人文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考古学的价值,弥补了高度强调科学的过程考古学的重大不足。它的主要观念可以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所借鉴,有助于中国考古学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境分析

李济在谈到中国近代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过:其实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之关系,好像炼丹学之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于现代植物学。炼丹采药,自有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然而决没人说它们就是化学或植物     

加强考古学研究中的科学技术渗透

加强考古学研究中的科学技术渗透甄广全,秦建明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考古学的进步从考古学诞生至今,其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日趋紧密。这不仅表现在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上和所采用的技术上,而且在研究的目的上也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现在,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但能为人文...     

木炭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考古发掘出土的木炭可以重建考古遗址周围的环境,重建植物群,探索遗址的居民与自然界植被的关系,寻找有关古人类的信息。该对木炭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取样与鉴定方法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并以研究实例进一步说明木炭的鉴定过程,对拓宽我国科技考古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意义。     

旧石器考古学中的结构与信息

一、引言 旧石器作为唯一能够保存至今的早期人类制作和使用过的工具,对于我们研究探讨早期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文化、技术的发展等与人类起源及演进相关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正如科林·伦福儒（Ｃｏｌｉｎ Ｒｅｎｆｒｅｗ）在《对考古学解释的反思》一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当代考古学家们在思维和著述中一再面临的课题──也是考古学上最重要的课题,即考古学必须超越对过去仅仅进行重建和描述这种传统做法,以期我们能够解释过去为什么是这样的而非那样的。”［１］ 旧石器时代或许真的离我们太遥远了,解释什么…     

现代考古学中的物理技术——物理考古学

一、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自从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查理·莱尔(charles Lyell)在伦敦发表“地层均变说”,即按地层沉积物顺序划分历史时代,以及1843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青年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sen)发表“三时代理论”,即按劳动工具质料的演变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时代的理论以后,世界范     

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

中国考古学中关于民族考古学的歧义是由于其定义模糊而引起的.现阶段两方考古学中的民族考古学是作为新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引介的民族考古学仍然从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研究范式,以殖民主义视角和单线进化主义为基础的两种类比观仍被视为民族考古学的主要方法.新考古学范式下的民族考古学以行为研究为诉求,对比研究对象不再局限在生活在边缘地区的前工业社会少数族群,因此可能称之为人类考古学更为恰当.     

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的族文化

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入手,分析了学术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一致、时代命名与族别命名的交又与相混的现象,以及考古学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的使用现状。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二者有许多不同。目前考古学研究对族文化的两种通用方法,应对之作以严格、明确的界定。     

宗教与社会变迁

“凡有人类痕迹的地方,就有宗教的痕迹。”宗教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是迎合人类的需要产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会相应的产生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造成宗教及其信仰的多样化。     

开创与大成:宿白与中国历史考古学

正宿白先生(1922.8.3~2018.2.1)"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1]。这是对宿白先生学术的全面客观评价。宿白先生的一生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他从大量的个案研究中摸索出一套植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奠定了历史考古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学术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