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定制”考论

在中日关系史上,明初“永乐定制”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自唐王朝灭亡以后,历经五代、宋、元,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一直处于断绝状态。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马上遣使赴日,使双方的官方交往得以恢复,并将日本定为15个“不征之国”之一。但好景不长,洪武十三年（1380）发生了胡惟庸案,朱元璋怀疑胡惟庸“藉日本为助”,故“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自此以后的20余年间,双方的官方交往又处于断绝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马上遣使赴日,双方遂又恢复了官方往来。永乐定制规定,日本十年一来贡,     

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 --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

“中日关系问题”是1931-1945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的重点之一。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员在“中日冲突”的问题上,先是主张忍让,继而主张抵抗,继而主张彻底打败日本。这种态度上的演变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认识演变的结果,也与列强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本扩张所持的态度转变有关。     

评日本驻港使官川田勉的一篇文章

日本驻港使官川田勉先生在2000年11月7日《南华早报》发表章,以官方语气答复香港人士的对日批评。该具名并具完整职衔为“日本总领事馆化部长”,不知是否完全代表官方作政策性表态;但中所论日本的战争责任与道歉、历史教育、战后赔款等事项,均系中日关系及战后国际重大问题,观点是否得当,值得各方面人士关切和讨论。本拟从历史学术角度发表简要看法。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普通化"与中日关系

本文将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明确定义为“普通化”即成为“普通国家”的进程,探讨这种变化与中日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出“普通国家间关系”应该成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并对形成未来双边关系机制的必要性做了相应阐述,认为这一分析框架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近代中日关系虽然乾坤颠倒，文化联系仍保持一定惯性，因此在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大批东渡的同时，从１８７１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２０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永乐定制"考论

在中日关系史上,明初"永乐定制"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自唐王朝灭亡以后,历经五代、宋、元,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一直处于断绝状态.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马上遣使赴日,使双方的官方交往得以恢复,并将日本定为15个"不征之国"之一.     

评《汉唐中日关系论》

在众多研究中日关系的论著中,王贞平博士的《汉唐中日关系论》立意新颖,别具一格,是值得再三称道的。这部著作于1997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新成果。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汉唐时期的官方外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汉唐时期是中国外交的成熟阶段,也是日本外交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都实行开放政策,外交关系相当频繁。过去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或从考古学上考察两国的古代文化,或由文献资料论述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对汉唐间的中日关系有所探讨,但却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重视不够,寡见所及,尚无专论…     

毛泽东与访华的日本朋友

中日是两个伟大的民族 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从这一大局出发,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对日本开展“民间外交”。     

“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述要

2004年9月3日至5日,中国日本史学会与大连大学主办的“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商务印书馆、《世界历史》编辑部等近50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近百位学出席了会议。会议对“中日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的现实问题”和“构筑新世纪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三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冷静、热烈的讨论。     

正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大课题

20世纪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维护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当今日本社会对历史认知与和平友好的人数比例上存在着“人间大,两头小”的客观现状,这是由于日本人有缺陷的和平观,偏颇的历史观和教育的偏向性造成的,日本应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真诚地谢罪,勇敢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中日两国应面向未来,以前瞻的态度处理中日关系,共同为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及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论力行社的日本观

力行社,这一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之极端秘密政治团体,其误传于世之名称“蓝衣社”或许更有影响。在其1932—1938年存在期间,确曾震撼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乃至海外。力行社对日本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们认为,“三岛小国”的日本在教育、军事和民族意识等方面确有可观之处,而这些都与其处心积虑侵略中国密不可分;中国民众面对国耻困难却表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心态,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同时精神上也出现了种种缺憾,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极为重要;中日关系应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观察。与同时代的其它日本观相比,力行社的这一认识甚具时代特征,不失为30年代国民党内值得关注的中日关系理论之一。     

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针对近年来的“外交新思考”的讨论,作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直接交涉以来最好的30年,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提出联合日本对抗美国是无的放矢,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不是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良策。近几年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     

对近年来日台关系发展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台湾因素在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日台关系的发展日益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一、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日台关系越走越近1、政治上,日台关系已逐步从台下走到台上,从民间走到官方,双方政界的一些高层人     

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在长期从事与领导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活动中 ,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 ,使中日民间外交在经贸往来、人员互访、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得以展开 ,最终促使中日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 ,中日关系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 ,相互促进。     

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来龙去脉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中日关系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而且涉及东亚以及对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大国,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系统地了解和研究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当前中日关系的本质与大局。本文拟围绕战后日本对台湾的政策与演变,作一简要评述,旨在求教。自50年代以来,日本对台湾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1952～1972年,为日台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阶段,双方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2.1972年到90年代初,为日台“断交”后的非官方关系阶段,其特点是在日台“断交”…     

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

一引言近现代中日关系自晚清至今,是一条极为坎坷的路途,其过程可以归纳为“相互依存、竞存、敌对”三个侧面混合存在的情形。特别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及侵略行为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双方的“敌对”部分,最为世人所注意。中国对日本的“羡憎交织”情结至今仍是中国对...     

正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大课题

20世纪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维护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当今日本社会对历史认知与和平友好的人数比例上存在着“中间大、两头小“的客观现状,这是由于日本人有缺陷的和平观、偏颇的历史观和教育的偏向性造成的.日本应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真诚地谢罪,勇敢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中日两国应面向未来,以前瞻的态度处理中日关系,共同为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及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试论5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

试论５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罗平汉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一贯追随美国反共反华的日本吉田政府下台,代之以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一郎上台组阁。鸠山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鸠山内阁都处于战后日本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在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政要热衷“国宝”外交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访日之行,被很多海内外媒体誉为中日之间的“融冰之旅”。而融化中日关系坚冰的其中一把“热火”,正是温总理对于安倍首相的许诺:中国同意向日本提供两只朱鹩。朱鹣原产日本,后在日本灭绝。目前在日本“佐渡朱?q保护中心”人工饲养的97只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