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党史学的边缘化趋势

边缘化,是就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而言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共党史学属于历史学科,以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历史进程为主体研究对象。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它经历了一个由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到复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的前四个阶段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以单纯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阶级分析法为主体研究方法。     

浅谈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

抗战时期,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创新之作——简评《中共党史文献学》

今天,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可谓已洋洋大观,相反,有关中共党史献学方面的作却几近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党史献学作为党史研究的基础学科,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阙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党史学界对于党史献编撰理论方面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可能是导致许多党史工作缺乏必要的献学素养和训练、学术水准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论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

1950年代初,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的分期、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的历史叙述基本定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的叙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分期方式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叙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使命。这些方面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影响到后来的中共党史编纂。中共党史知识体系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回顾和总结自身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渐入学界视野.非遗保护应该"原汁原味",又要"活态传承".中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而既有学科又无法为非遗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作为一门新学,非遗学不仅具有百年以上的学术积淀、十余年的教学实践,而且还具有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学术视角与视野以及独特而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一切,都为非遗学的诞...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30-40年代,博物馆学研究是以西方博物馆学为摹本,基本上没有超出西方博物馆学的思维模式;50-60年代的照搬苏联模式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掌控性,在博物馆学构建中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80-9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逐渐产生自我研究意识的时段,就一些基本术语、命题等展开了探讨,博物馆学作为学科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先后进入博物馆学学术研究队伍,为开创博物馆学研究的新局面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     

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刍议

根据中国古都学近年来实证性研究蓬勃开展, 成果丰硕, 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形势, 强调了适时加强理论建设对推进这门新兴学科深入发展之重要作用; 同时对当前加强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从学术层面上提出了三点见解, 指出应充分注意这门学科的学科性质与任务、深刻把握其学科特性、恰当关注其学科组成的层次性与相应之理论体系之层次性; 论文还对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之途径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30-40年代,博物馆学研究是以西方博物馆学为摹本,基本上没有超出西方博物馆学的思维模式;50-60年代的照搬苏联模式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掌控性,在博物馆学构建中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80-9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逐渐产生自我研究意识的时段,就一些基本术语、命题等展开了探讨,博物馆学作为学科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先后进入博物馆学学术研究队伍,为开创博物馆学研究的新局面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正>"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库恩看来,当科学发展到某一阶段,总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并形成关于某一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而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产生范式的更替和转换问题。(2)这一情况将促使关于某一问题的研究,重新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论党组织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政党组织中权力与权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与权利,因此＂权力本位论＂虽不足取,但也不能将＂权利本位论＂简单地套用于政党组织。不过,为了有效制约党组织中的权力,防止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必须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基本平衡。为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调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但由于观念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仍存在着一些不平衡,且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创新制度,逐步降低权力重心,以不断优化党内权力结构。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刍议

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迄今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围绕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具体内容、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开创中国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建议,主张对先秦以来中国货币制度中长期存在的货币地域性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因此,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从而推动社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

本文对 1 949— 1 999年半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的勾勒 ,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构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尝试 ,整理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发展线索 ,给出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理论框架 ,并作了纲要式的分析评述。     

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复兴,区域性历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史的研究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模式,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浪潮.然而,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混淆、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从解读《牧誓》的启示谈起

目前的先秦史研究中,在具体的实证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陈旧的理论模式却还在顽固地束缚着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宏观把握与总体认识。相对于史学领域内一些理论更新显著的断代研究,先秦史研究这种理论上的滞后显得十分突出。倘若能够从某些新的理论去认识商周时期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提出新的看法,而且对许多具体的历史材料也可以作出新的解释。     

努力开创国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不是纯学术研究。我们坚决反对“四人帮”唯心主义的影射史学和其他各种各样歪曲历史的做法 ,但我们不否认国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实际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基于此 ,搞好国史研究 ,除了要具备一般的史学功底和综合知识素养 ,以及研究者的刻苦钻研之外 ,还必须解决好实事求是的问题、政治立场的问题、国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 ,要认真关注现实问题 ,发挥国史研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战斗和宣传作用 ,继续加强国史学科的自身建设 ,认真借鉴、学习中共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的成果及其独特的方法 ,加强同友邻学科的协作、交流 ,而且要注意同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 ,开拓我们的视野 ,从横向的比较中加深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和支持下通过斗争取得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党内正确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它既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而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of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Historical studies in ancient China have left us many bountiful legacies. One of them is the theory of (objective) history, whose major characteristics can be loose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a wide variety of literary forms, including theoretical remarks affixed to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even special chapters and books on historical criticism; (2) continuity of research at many levels of historiographic theory; (3) reasoning through facts (i.e., basing theory on facts and offering arguments by following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4) a wealth of masterpieces. Translated from Academic Research, No. 1,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