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与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几乎无人注意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可以说在西安事变前后,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张学良当时最新型的波音247型飞机,这是西安事变的一大特点。飞机的使用不仅加强了西安与保安之间的联系,更改变了事变中重要人物活动的时空概念,从而使得他们的行踪更为快捷隐蔽,也就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

1990年6月1日,台北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张学良举行九秩大庆后,台湾地区关于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才获得了自由.尽管此前,出版了李云汉的著作<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和<革命文献>第94、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专集,但其研究是一个被官方垄断的禁区,论述均为蒋介石的<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的注释而已,决不敢越雷池半步.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西安事变中的张文彬

张文彬是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人物。他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曾出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的常任党代表和西安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学界长久以来对张文彬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鲜有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张文彬在1944年就英勇牺牲,留下的史料较少有关。其实,张文彬在西安事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的关系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予以否认。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史沫莱特的谈话》,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张学良在回忆录中也说:“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6年印行,第396页)直到发动事变…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东北军将领蒋斌是民主革命的忠勇战士

我们在研究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发现西安事变之后,在1937年2月2日爆发的“二二事件”中被杀害的东北军中将交通处处长蒋斌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西安事变前叶剑英回保安汇报“苦迭挞”时间考

叶剑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行踪扑朔迷离,相关的电报史料似乎又自相矛盾,致使其关于“苦迭挞”的回忆受到争议.但叶剑英当时陪同王稼祥赴西安治病与向张学良借款两件具体事实,可以证明叶剑英的“苦迭挞”回忆无可置疑.叶剑英作为关键联络人非常频繁地往来于保安与西安之间,在西安事变中立下了至今鲜为人知的功勋.     

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

西安事变是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     

西安事变中的罗瑞卿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商解决,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西安之行的两个多月里,罗瑞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灵活机动的手段和过人的胆识,协助周恩来等为胜利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高度评价。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西安事变前的外国记者们

西安事变前夕,有三位外国记者出现在西安：斯诺、斯诺夫人与史沫特莱。但在事变发生时,三人中却只剩下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还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应该不是偶然的。     

西安地区的救亡报刊与西安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17路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西安创办了许多救亡报刊.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报道西安及各地动向,及时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直至善后处理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研究西安事变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一)——从“剿共”到联共

西安事变整整过去60年了,但是有关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6年前,作为西安事变谋主的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了5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后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     

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纪念西安事变６０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梁星亮王宝成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陕西省政协、西安事变研究会、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西安事变６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７日至１０日在西安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纪念西安事变与弘扬爱国主义”。与会的海内外...     

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国内和国际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而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思想与西安事变发动及其和平解决的关系问题,尚未见有专文探讨.笔者认为,张、     

纪念杨虎城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11月26日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千占功臣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11月26日至28日，由西安事变纪念馆主办的纪念杨虎城诞辰l1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西安止园饭店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近100余人。这是继1989年9月“杨虎城将军殉难4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的第二次关于杨虎城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82篇，其内容涉及到杨虎城将军生平的各个时期，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身份与角色:重新认识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宋美龄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以往学界对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她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原因。本文试图借鉴社会学关于社会角色与身份的理论方法,从身份与社会角色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贝兰特笔下的西安事变和中共抗日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事变初期,国内外因不了解内情而传言蜂起,一些敌对势力也在浑水摸鱼。英国记者贝特兰通过采访事变亲历者和深入延安,及时将西安事变和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真相公布于世。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