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中国外销民俗画收藏

<正>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贯通,中国商品大量传往欧洲,使得中国商品对俄国人来说不再陌生。16世纪中国的器物文化便已为俄国宫廷所知晓,17世纪即有俄商来华贸易,中国物品成为俄国宫廷贵族猎奇的目标。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随着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引欧入俄被引入俄国,欧洲大航海时期由海路泊来的中国物品和中国知识也被间接地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十七、十八世纪中俄外交礼仪之争

中俄邦交在中西交往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十七、十八世纪双方在外交礼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误会,这对两国交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有进行探讨的必要。中俄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始于明末。在１７、１８世纪俄国接连派使节到我国蒙古地区,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案卷中保存了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初派到蒙古去的使节的出使报告２３份。~①其中１６３４—１６５５年期间,俄国与蒙古的使节来往十分密切,一方派出使节后,必定由对方另派新的使节随同他们回去。俄国使团出使的目的总的说来只有一个…     

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问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19世纪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

本文详细论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俄两国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乌里雅苏台界约》、划定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经过。通过签订上述两个不平等条约,俄国侵占了唐努乌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地区;同时,这两个界约确认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为中国领土,这对此后俄国向这一地区的扩张具有限制作用。文章对嘉庆年间游牧于阿穆哈河一带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的下落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十佐领在同治年间中俄划界之前就已迁入了克穆齐克河一带。文章最后论述了勘分西界过程中唐努乌梁海人对祖国的贡献：严守边界,监视俄人动向,阻止俄人私立界牌鄂博;协助勘查界址,参与设置分界牌博,为分界大臣提供乌拉台站     

孙中山和列宁的革命友谊

孙中山和列宁都是20世纪的世界伟人。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生于1866年,列宁生于1870年,孙年长4岁。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别领导了中俄两国的革命。尽管由于中俄两国历史条件不同,两国革命的性质及     

俄罗斯华侨华人与俄联邦的移民政策

20世纪末, 伴随着中俄改革的大潮, 大批中国人涌向了俄罗斯, 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华侨华人群体, 他们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试图求本溯源, 客观地去认识自17世纪中叶以来华侨华人在俄苏的历史, 揭示、反思新一代华侨华人在俄国的生存发展状态和社会历史背景及他们在俄罗斯各国移民中的地位, 分析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对华侨华人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及俄罗斯联邦政府十多年来移民机构、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政策变化, 以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华侨华人如何在俄罗斯这片热土上更好地发展, 从而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加快两国的经济建设步伐做出更大贡献。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和古罗马史学的比较研究

<正>中俄之间与史学相关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18世纪,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年在位)率领庞大的巡欧使团前往欧洲,历时一年,学习其工业、军事、造船、科学和文化成就,由此欧洲对东方的认识和东方的珍奇物品传回俄国。彼得一世创办的珍宝馆、俄国贵族手中相继拥有的中国书     

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     

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

一俄国以研究中国为对象的所谓汉学,由来已久。从俄国获准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中俄《恰克图条约》(1728年)算起,至今已有两个多世纪。然而,俄国在哈尔滨的汉学,却是本世纪初的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俄国在哈尔滨的汉学家(包括研究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的学者)的组织——俄国东方学家协会。十九世纪末,即将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沙皇俄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扩张。为了称霸亚洲、瓜分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沙皇俄国除了依靠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军     

近世俄国文献关于朝鲜的记载和初识

19世纪中期以前为俄国初识朝鲜时期,此时期俄国文献中偶见关于朝鲜的记载。斯帕法里、朗喀、比丘林、冈察洛夫等人的记载,代表了17—19世纪俄国和俄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水平,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怎样传入俄罗斯

明末,俄罗斯开始接触到中国茶。清代初期,中国茶逐步在俄罗斯流传。19世纪中后期,中俄茶叶贸易日益增多,20世纪初,俄国已经成为世界饮茶大国,茶叶的进口量三分之二是中国茶,其余三分之一为锡兰茶和印度茶。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大面积引种中国茶树。中国茶在俄国落户,其中含有中国人的辛劳。     

19世纪下半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经济的发展

１９世纪下半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经济的发展王少平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在这里建立了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该地区临江濒洋．水路交通方便,...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一)

中俄北京会议,是我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同沙皇俄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实为又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这里选译的94通俄国外交文件即是关于上述会议及声明文件的,这些文件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30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以及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即俄国橙皮书)。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即我国辛亥革命爆发至中俄北京会议前后,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来往密电。其主要内容是出席中俄北京会议的俄国驻华公使就谈判蒙古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的请示报告,以及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所发出的有关指示及训令等。沙皇俄国为实现其侵占外蒙古之野心,一方面趁我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进而逼迫外蒙古当局缔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以威胁利诱手段逼迫袁世凯政府与之进行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确立其外蒙古的宗主国的地位,使其侵略行动合法化。本文所选俄国外交文件反映了俄国驻华公使与我国外交总长在北京举行数十次谈判及逼签中俄声明文件的情况。中俄北京声明文件使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摧残,除保留了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我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已丧失殆尽。上述关于中俄北京会议及中俄声明文件的俄国外交文件,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俄关系史及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次会议的俄国外交文件译出在本刊陆续刊布,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注释,除标明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编者注。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其中也包括图书交流。本文以中俄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在俄国中国典籍收藏以及在传教士团图书馆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澄清有关道光年间中俄政府大规模互赠图书的历史真相。     

中俄《满洲里界约》签订始末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吞了我大片土地,其中以俄国为最多。仅通过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就掠夺了我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贪欲是不会自我满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极熊又把侵略的眼光投向了我呼伦贝尔．投向了我满洲里……     

中东铁路与中俄经济贸易关系

20世纪初,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在穿越了中国东北后最后完成了。俄国在东北境内修筑的这段铁路叫东清铁路,或中国东省铁路,习惯上称之为中东铁路。它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长1408公里,为中东铁路干线,北自哈尔滨,南抵旅顺口,长946公里,为中东铁路支线。全长2354公里,耗资3亿多金卢布。中东铁路对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是研究东北地区中俄、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俄伊犁交涉与中法越南交涉成败原因之比较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面临几次边疆危机。其中1880—1881年中俄伊犁危机,两国交涉签订《圣彼得堡条约》,虽然清政府对俄赔偿数目增加到900万卢布,俄国的商业特权也得到增加,但俄国愿意把所得的土地大大减少,总比《崇约》对清有实利。1880—1885年中法越南交涉,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内容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修建铁路须同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