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 ,南京政府为因应对外交涉的迫切需要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下设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会”①) ,作为临时性外交决策机构。该机构的运作是此一时期南京政府决策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但注意到外委会的 ,似乎还不多。② 笔者拟就外委会的若干问题 ,略作探讨。一、外委会概况外委会从 1 931年 9月 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到 1 932年 1月 2日正式结束 ,前后共 3个月。 9月 30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宣布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后说 :“现…     

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重大国际事件,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一事件中,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如内阁、军部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认识。 “九·一八”事变是一场阴谋策划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有不少见不得人的诡计,为了     

山西“一二·一八”血案

一、山西大学“救国会”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恣意横行,屠杀同胞,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剿共”,采取“安内攘外”的不抵抗主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用了不到6年时间,将局部侵华逐渐扩展为全面侵华,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战后日本不少论著为此阶段日本侵华政策及侵略行径进行辩护,其主要论调有:“九·一八”事变的真正起因     

沈阳将设“国歌墙”

沈阳将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设立“国歌墙” ,以纪念“九·一八事变”时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和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抗日斗争。辽沈一批有影响的史学专家和政协委员认为 ,正是有了“九·一八”东北人民的英勇抵抗 ,才有了东北义勇军 ,才有了《义勇国进行曲》 ,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国歌。辽沈的史学界认为 ,6 9年前的“九·一八事变” ,在沈阳的北大营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第一枪。 9月 17日在沈阳展出的一本由日本人拍摄的照片集记载 ,日军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时 ,“遭到了顽强抵抗 ,双方有伤亡”。其中记载 ,…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不偏袒”方针

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十分重视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活动,就此发表了大量著述。我们认为,这一研究仍有深入的必要,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后初期美国方针的形成作一分析,以就教于史学界。     

省市史学界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

“缅怀抗日将士,严防军国滋生”。“忽忘国耻,奋力兴华”。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史学会主办,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及省近现代史研究会联合承办的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     

九一八事变研究综述

我国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虽然起始于50年代,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深入的进展,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现将这一专题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一建国后至文革前,国内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主要著作及资料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编《“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1957年7月,北京)、《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日运动》(1958年11月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析评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之评论已有多文见诸报刊,然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的外交方针,目前史学界尚乏深入研究.这一方针,当时曾遭到国内外诸多指责,南京政府却奉行不移,并欺骗了部分舆论.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试就这一方针的产生原因及对其之评价,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今年是“七·七事变”60周年，也是以抗日救国而名闻中外的“七君子”光荣出狱60周年。有关“七君子事件”以及由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曾震惊中外。当时有某些难以说清的史实，如今已获得解答。重温这一段抗日救国气壮山河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将大有神益。蓬勃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寇在三、四个月中即袭占东北三省；1932年的“／＼·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日寇得寸进尺侵略热河及察哈尔北部，到1935年日寇入侵华北，成立冀东傀儡政权——短短几年里，祖国大好河山…     

贵州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在四个多月内,我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敌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强烈地震撼了中国人民,人们眼看大片国上迅速沦丧,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贵州城乡各地很快地兴起抗日救亡运动。一大批贵州热血青年首先挺身而出,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他们进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建立抗日团体,向南京政府通电请愿要求抗日,使贵州…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八十八旅

一、战略转移——到苏联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那天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日本侵略军的斗争。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东北抗联已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在白山黑水、大小兴安岭广袤的土地上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赤心卫国的上海市民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为了取得一个继续进攻中国内陆的基地,并转移国际上对东北的视线,又于1932年1月28日晚由上海租界向闸北天通庵、宝山路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时,在全国抗日热潮的影响和推动下,驻守上海的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激于民族大义,不顾南京政府当局关于避免与日军冲突的命令,奋起抵抗。上海各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运动和支前运动。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如风起云涌,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敢死队等,协同第十九路军和第五路军（部分兵力）作战,而上海市民义勇军就是其中佼佼的者。     

“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关系

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民族资本经济在“九·一八”后也开始陷入困境,“商业一落千丈,工厂停闭叠起,金融枯竭”。民族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击破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统治下“期政治之稳固,藉谋经济发展”的幻想,迫使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建立五年来的历史进行回顾,结论是“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甚至党国自身,亦复不能保持完整”,“国是日非,民生愈困”,“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作宾部分日记

蒋作宾，1884年生于湖北应城西十岭，1931年至1935年任驻日公使。蒋作宾在出使日本期间，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他详细地记录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调处经过，揭露了日本军阀恣意侵华的罪行；表述了他忧虑、愤富的心情。现摘录其‘仇·一八”事变前后部分日记公诸于世。（一）1931年4月，蒋作宾奉召由驻德、奥公使任内回国，途经东北三省，沿途所见所闻，洞悉日人谋我之急，其军人行动更日益肆无忌惮。至南京乃向当局力言，对日本可漠视。（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午后往谒王部长（外交部长王正廷），报告一切，并告以东北三省事急…     

《九一八事变丛书》出版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研究专题。作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的辽宁省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格外重视。在既往研究成果出版的基础上,于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九一八事变丛书。九一八事变丛书共有六种:《“九·一八”事变图志》、《“九·一     

“九·一八”至“七·七”时期的胡适

认识“九·一八”至“七·七”时期的胡适,是一个复杂而又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逐步调整了自己的行动方针。作为知识界的泰斗,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的眼光也从前一个时期注意国内政治改良和文化革新,转向集中探讨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并以此为中心议题,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在对日武装侵略上,他主张取“委曲求全”的态度,通过同日本的直接交涉,避免对日作战,以待国际形势有利于我的变化。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任振河在西安事变前的１至１０月间,张学良为寻找联共抗日的同路人,曾五次亲赴山西秘密访问阎锡山。阎锡山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长期坚持“拥蒋剿共”和“亲日反共”的政策,直至１９３６年５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他的政治态度才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继续编辑出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编辑,中华书局负责出版。这套档案资料计划编选22卷,自1984年开始工作,现已列入“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迄今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部分的《九·一八事变》、《细菌战     

论"九·一八"事变对关内移民东北的影响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给民国以来关内人民的"闯关东"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它一方面使关内人民出关受阻,移民数量骤减,中断了正常的移民进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它使"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其发展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