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命运”说

"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命运"一词主要指机遇、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等人类无法预见、非人格化的力量,而与神意无涉。它通常表现为人力无法预计和支配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与人的智慧、谋算、预见力相对立,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修氏的"命运"说,体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修昔底德选用史料方法刍议

修昔底德的史著以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要内容,涉及希腊世界主要城邦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海陆交通等方面丰富多样的史料。修昔底德按照自己处理史料的原则,对于战前史和战争史本身的史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战前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主要采用比较考异法和反溯法;对于当代史料的选用及考信方法主要采取实录法、辨异法、推测法、纠错法、隐微法等五种。修昔底德貌似如实直书的表象背后,隐含着名副其实的“修昔底德陷阱”。     

“赫尔墨斯神像案”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城邦发生的重大事件——赫尔墨斯神像案。在案件真相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修氏将案件和由此案牵扯出的亚西比德渎神案置于雅典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作考察,表述了自己的认识。他的认识反映出从特殊(案件具体内容)到一般(案件性质的判断),又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过程。修氏对此两案的记载,表明史料能成为史家的证据,史实能被认识最终取决于史家独立的历史思维。这种史学思想的自主性是修氏史学理论的最深刻之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修昔底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

历史学的编纂写作必须依赖于某种交流与传播的载体或中介 ,诸如语言、图示、影像和文字等 ,其中最基本的形式便是由文字、词汇、语法、文法等构成的文本。西方古典史学的兴起正是凭借文本的革命而确立的 ,即由诗歌或韵文向散文的文体转变。在此过程中 ,作为散文体基本文法之一的修辞学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中修昔底德的历史堪称修辞与史学的完美结合。     

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

20世纪以来,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先是遭到康福德的严重质疑,但这一质疑后来受到伯里、科克兰、芬利、罗米莉等学者的反驳。20世纪60、70年代,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冲击下,帕里、施塔尔在独辟蹊径的同时,对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无怀疑;华莱士和亨特则颠覆了其形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康纳进行了反思,罗林斯的研究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修昔底德的评价回归理性。9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主流,揭示出其著作中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匠心和特点,这是对其史家形象的肯定和褒扬。康纳以后,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三个修饰语已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     

论程序正义的人性标准

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什么样的程序是正义的?必须考虑设立程序的目的,设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程序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说程序是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当事人权利来源于何处?最终来源于设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义的,程序的正义标准就是人性标准。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渊源和意蕴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在对古典自然法正义思想的继承,是对近代资产阶级正义观批判基础上建构的包括价值正义、制度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三位一体"的科学体系。     

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和福利国家

罗尔斯提出了公平的正义观,认为人们进入市场之初就应该是平等的,进而通过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使社会经济安排适合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观点与福利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但是,福利国家更加强调通过社会再分配照顾到最小受惠者的利益,罗尔斯则更强调前提和过程的公平,即事先程序意义上的公平性。     

饮食正义雅俗共“尝”

中国的饮食传统博大精深,充满智慧,是一门特殊的学问。然而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惯习中,饮食被置于“民俗”之阈,与“高雅”泾渭分开,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亦有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饮食文化其实无妨为社会结构的特殊“文本”,全面体现社会语境中的“文法”,“面子文化”便是一个例证。     

社群主义正义观与集体主义之比较

社群主义正义观与集体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正义观的哲学基础、正义的分配原则和集中表现等方面。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

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理所当然,不需要什么理论支撑。本文的研究表明,结构现实主义并不能自动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各种权力转换理论(包括吉尔平的争霸战理论)也不能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艾利森打出修昔底德的名号,只是为了这个概念更加响亮而已。从古典学已有的成果来看,它站不住脚。     

体制正义论

体制是指社会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体制由于其稳定性、综合性、基础性和价值性等特性而构成正义之基石。体制的功能性正义,是指要使体制体现出正义所蕴涵的基本价值目标;体制的结构性正义,是指体制本身具有良好的结构,为功能性正义的实现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性的保障。体制正义是功能性正义和结构性正义的统一。     

西方正义理论的实践转向

正义作为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自古以来就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于正义到底是什么,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解答。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期正义理论的梳理、考察和甄剐,根据哲学家们思考正义与解决正义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全球化条件下的正义问题

全球化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使传统的正义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境况,这种新的境况呼求着相应新的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正义理论的到来。     

古代选课官吏之“德”标准

古代社会一直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并把“德”作为选拔和考课官吏的重要依据。从先秦到明清,每个朝代都赋予道德新的选课标准和方法,基本内涵为公正仁义,清明廉洁,谨慎勤恳等,其具体考核标准、考核内容、评价方式在不断细化和完善,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吏选课制度,成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内容,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组织体系和社会生活,对加强吏治建设,强化政府效能,巩固国家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强调,雅典的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其论断与他有关"五十年时期"的记载存在严重冲突。有关斯巴达对雅典和其他城邦政策的回顾,进一步表明斯巴达对外政策的好战特征。修昔底德的论断,因区分表面借口与深层原因,得到众多学者认可,而且契合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需要,因而广为流传。修昔底德用"崛起"和"恐惧"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诞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学理上,都更像是修昔底德为后代挖好的"陷阱",理当谨慎辨别,不宜不加批判地接受。     

《吕氏春秋》中的“君德”论

《吕氏春秋》是先秦一部重要的著作,吸收了先秦各家的政治思想之精华。其中有大量关于治国之道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的论述十分完备,值得今人借鉴。     

论矫正的正义

矫正的正义是指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进行补偿的一种符合正义要求的规则和原则。矫正的正义具有一定的根据。在现代社会,矫正的正义出现了内容的多样化,范围的扩大化,行为的社会化和形式的法律化特征;矫正的正义必须符合法定性、公正性、适当性、明性等原则。     

从《尚书·盘庚》看殷代的“德”观念

尽管最可信的商代文献《尚书.盘庚》篇中出现了十个"德"字,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德"字乃至德观念应当是周代新创,并对周代的"德"观念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商代的甲骨文中的"徝"即为"德"字前身,符合汉字的演进规律,其内涵与周代的"德"字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着"德"观念,《盘庚》篇十"德"的主要意蕴尚处在其原始义——行为的阶段,并包含了王德、臣德和民德三个层次,而周代的更为理性"德"是对殷代的"德"观念进行扬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