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后,作为金融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受到极大的震动,南北银行界纷纷与革命势力进行多线联络。北伐军进展到沪宁地区后,上海成为主要财源。蒋介石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更会等机构,罔罗上海工商金融界重要人士,对沪宁地区财政进行掌控,得以顺利筹款以济军饷,这也是蒋后来能够立足东南、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而上海金融界人士之所以支持蒋介石,除了其反共立场,还由于蒋早年曾在上海金融界活动,与金融业领袖有深厚的人际关系,以及上海金融界人士中江浙籍占有绝对优势等因素的作用。     

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货币发行、币制改革等重大财经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了他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深层矛盾。四省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量曾受到多方面限制,蒋介石通过推动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使其运营范围和纸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蒋介石、孔祥熙、徐继庄围绕该行是否有资格发行法币等问题反复博弈。此后,蒋介石出于军政需要,不仅同意农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而且一再允许该行增发纸币。然而,为顺利筹组"中央准备银行"以破解财政困局,蒋介石最终决定悉数收回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而国民政府权力架构的调整则是促使蒋介石与该行关系发生改变的关键。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述论

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币崩溃的背景之下,为标榜"发行独立",提高人们对金圆券的信任而成立的一个机构。它在成立之初即遭到人们的质疑,在后来的具体工作中,其委员虽曾力图按照规定履行发行准备的移交保管和检查监督等职能,终因各方掣肘和政府的失信而成为虚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库券制度之研究

粮食库券制度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因征购粮食所付货币太多引起通货膨胀而发,是和征购征借制度相配套的产物。它由财政部与粮食部联合发行,一般是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征借则全部支付粮食库券,以每年田赋征实的实物作抵押,两年或五年后开始返还,分五年平均偿还。粮食库券的发行,使政府把握了大量粮源,对于供应军糈民食,控制粮食市场,稳定法币价值,挹注财政,作用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违规操作,又将其推向了人民的反面,可谓自掘坟墓。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主要调整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之间的机构隶属关系,实行政、军分立,精简院属机构.蒋介石复兼行政院院长期间,为提高行政效率,推行行政三联制,再次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行政院通过对所属各部会进行事权关系的研究后,裁并骈枝机构,裁汰冗员.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趋向,但因受战争环境的限制与军事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     

蒋介石说：“这不是官!”——解读蒋介石给胡适的一封信

胡适秘藏书信中,有一封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用毛笔写在“国民政府用笺”上,共5页。全文为—— 适之先生： 日前雪艇兄返京,极称先生坚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协助政府,闻之心感。惟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为集议决策机关,并无行政烦琐工作,其职权大于参政会而性质则相同,且系过渡时期机构,为期不过数月,倘先生并此而不参加,岂惟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大助力,一般社会且将不免致疑于政府革新政治之诚意。用敢重违尊意,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汪伪的军权在谁手中

汪精卫政权在军事体制上,完全照搬蒋介石那一套,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和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但汪精卫的委员长和蒋介石的委员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周佛海是一个文人,却醉心于执掌兵符。他虽然没有学过兵法战阵,自有独特的将兵之法,即依靠手中的财政大权,建立和收买自己的军队。因此,汪伪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周佛海手里。 陈公博在１９４０年之初,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精卫政府时,便想掌握兵权,他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陈公博的目的是以政治统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