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苏的最初交往与两国建交

1925年1月20日,日苏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简称《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交。日苏的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的方针的正确。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倡导的“为争取和平而宣战”的苏维埃外交口号,到日苏建交之时,已获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论苏俄远东形势与日苏两国建交——兼谈后藤新平在建交中的作用

1925年1月20日,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了《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日苏的建交,不仅在两国关系史上,而且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它标志着日苏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     

《日本研究论丛》出版发行

由东北师大学报编辑部编辑的《日本研究论丛》已经出版。这是我校外国问题研究所关于日本问题的部分研究成果汇编。其中收入论文十一篇:有关经济方面四篇,涉及战后日本的科技战略、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日苏贸易、“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问题;政治方面一篇,是关于日本国会地位的论述;哲学方面两篇,是评介福本哲学和     

四论武乙、文丁卜辞——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

<正>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类型三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称谓与时代四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早晚关系五论"小乙—三祖—父丁"中的"三祖"六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所出地层七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关系八结论一问题的提出历组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的主体。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于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进行了近四十年。争论中,我们于1980、1984年发表了《论武乙、文丁卜辞》与《再论武乙、文丁卜辞》两篇文章,论述该类卜辞是属于武乙、文丁时代。尤其是2011年发表的《三论武乙、文丁卜辞》一文,指出在历组卜辞中明确存在"小乙—三祖—父丁"这一祭祀顺序,这是小乙与父丁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论《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日苏中立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签订的一项颇具影响的双边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在史学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对它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认真剖析这一条约,不仅会使人们对条约签订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对日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关系也会得到正确的评价。本文仅就《日苏中立     

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

对1936—1937年间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是一个两难抉择。基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根本认识,他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以促使日苏两大强邻相互牵制为目标,故一边为合作抗日而推进与苏联、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在对日外交上以日方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后,蒋虽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但在联苏问题上依然处在纠结之中。最后,在日苏两国对华姿态日趋相反的客观形势下,蒋才为以缓制急而被迫发动对日抗战。在研究蒋介石的这一心路历程时,必须重视其中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反复性。     

迅速发展的战后日苏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苏贸易额很小,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很低,1930年日对苏进出口总额为3,190万美元,出口为1,350万美元,进口为1,840万美元,是战前最高的一年。战后日苏贸易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6年到1956年的11年为第一阶段,此间两国尚未恢复邦交,仍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阶段的前期,直到1949年末,日本处在以联合国战领军的名义美军管制下。当时的日苏贸易以政府简易货形式进行的,日本出口主要是木船、机车、渔网和乌尼拉麻绳索,进口主要是煤、焦炭、包装纸和杀虫剂。194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873万美元。     

报刊世界史论文索引

(81、11—一12)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杰出人物的伟大作用 —学习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问题》(裴烽、孙莉)《辽宁大学学报》81一5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 马克思《1857一1858年经济手稿》研究(何新) 《晋阳学刊》81一6再论原始社会早期的分期问题(林耀华、程德祺) 《民族学研究》81一2如何认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刘家和、贺允清)《北 京师大学报》81一6论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几个问题 (王承权)《民族学研究》81一2对杂交血缘群婚和马来亚亲属制的质疑(谭乐山) 《民族学研究》81一2人类从前存在过血…     

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時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蒙古(1920-1924)

C·Г·卢贾宁 (С Г Лузянин)先生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俄中关系史、现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 ,在俄 (苏 )、蒙古、中国三国关系研究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 ,《2 0世纪的俄国·蒙古·中国 :1911— 194 6年三国间的政治关系》(莫斯科 ,2 0 0 0年 )是作者的代表作 ,也是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上述三国关系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本文发表于 1995年 ,着重探讨了 192 0— 192 4年间中俄 (苏 )两国就蒙古问题的交涉以及诸多相关问题。作者的有些观点难为我们所苟同 ,但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苏俄档案资料。鉴于此 ,特予发表     

《经济—社会史评论》和不断深入的经济——社会史研究

2001年9月13—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曾在天津蓟县联合主办了经济—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这次大会取得的成果,正如庞卓恒教授所概括：一、对有关“经济—社会史”概念的诸问题,如经济—社会史与社会经济史、经济史、社会史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经济、社会还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看法,     

诺门罕战役与日本人的苏联观——以村上春树的《发条鸟年代记》为中心

《发条鸟年代记》是村上春树在旅美期间完成的一篇重作品,意在通过对诺门罕战役的历史回顾,向世界说明昨天和今天的日本人。本文认为,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只能依据作品的形象、而不是作品之外的作家的表白。在这个意义上,这部长篇实际上是日本人的苏联观的集中披露,也是日本知识界对近现代日苏关系的艺术梳理。日本人间宫对苏联人鲍里斯表现出本质上又恨又怕的心理。     

民国史研究述评

一、曲折的研究道路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1956年以来,民国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71年,可以说是民国史研究的提出阶段。1949—1955年,除普遍学习中国革命史外,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没有中华民国史研究这个学科。195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国现代史》,由于学者们对分期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由李新主持编写的这部书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仍然沿用中国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关于《经济—社会史评论》的几点感想

看到《经济—社会史评论》创刊号,十分高兴。我想谈几点感想。第一,我们很需要这种专业性较高的历史刊物。我们已有《历史研究》这种综合性的刊物,古今中外历史的各个方向的文章都登;《世界历史》也是综合性的刊物,从古至今各个方向(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文章都登。我们还有断代史方向的刊物,例如《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等等。专门登载某一类历史问题的刊物比较少,只有《史学理论研究》一两种。     

宝鸡北首岭的分期及有关问题

宝鸡北首岭遗址是继半坡遗址之后发掘的又一处大型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对其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原始社会许多问题的认识和了解。一张忠培先生在1987年第1期《考古学报》《齐家文化研究》(上)一文中指出:“考古文化分期,是探讨考古文化渊流、关系及社会制度诸问题的前题”,“是人们对考古文化演变过程中的质变阶段的认识”。     

《国语》方言词研究

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国语》中存有部分方言词。联系上古方言词的一些材料我们梳理出了40余个《国语》方言词,并在对它们所在国别和方言区对应关系调查的基础上对《国语》作者、《国语》方言词的历时层次以及战国中前期稚言和方言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推断和解释。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金冲及先生访谈录

今年 6月 8日下午 ,我们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委托 ,采访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金冲及先生 1 930年 1 2月出生于上海 ,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著有《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 ,与胡绳武先生合著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等 ,主编《毛泽东传 ( 1 893— 1 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党史名著。1 981年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一、历史研究的意义和史学创新问题金先生首先就历史研究和史学创新有关问题 ,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 :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