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实践

民主共和制政体在经历了古老而久远的发展历程之后,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实现共和之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结合中国实际而创立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并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而不断向前推进。     

唐绍仪与中国的民主共和

关于中国民主共和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对中国民主共和的贡献,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对中国民主共和贡献的研究则少人涉猎。     

民初妇女参政权问题考察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权,成立了民主共和政府,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政权进行深入斗争的同时,在民主革命阵营内部,妇女还未完全从封建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争取平等参政权,女界展开了新一轮的抗争.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五四”民主的新特征

“五四”堪称是一个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基本上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专利。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宣传,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滚滚奔涌,一浪高过一浪。“五四”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前,对“五四”民主启蒙思想进行回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共和制度———“五四”民主的价值目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饱含屈…     

黄兴的婚姻生活

在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共和的伟大斗争中,黄兴是中国推翻君主专制、缔造民主共和国时代的伟人,是和孙中山并列的开国元勋。     

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民初国会失败原因再探讨

民初建立的包括国会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模式的成败取决于提供制度变迁的权力主体是否具有权威和理想。这一制度第一供给主体是南京临时政府,他们有理想但缺少权威,第二供给主体是北京政府,他们有权威但无理想。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生活中限制个人独裁、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措施,就无法成功地在中国运行。制度需求的缺失也是造成国会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护国战争中的川南之役

讨伐袁世凯叛国称帝的护国战争,是一场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战争。护国军在云南首义后,推动了护国运动在全国的发展,推翻了袁氏“洪宪”帝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复生。护国运动的胜利,使民主共和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封建专制制度为更多的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正如列宁所指出:“不管……伟大中华民国底命运如何,但世界上决没有一种力量……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州国家中人民群众底英勇的民主精神”。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浅议孙中山再举“革命旗”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梦想在中国真正建立借鉴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下卷)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探讨了西方古典民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古典民主的再发现;下卷主要剖析了现代学者关于古典民主的认识和阐发。总体上看,该书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西方古典民主传统在后世所发生的影响。研究的着力点是在揭示古典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对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观念在西方历史发展各阶段的演变进行综合研究,阐释古典民主与共和观念的演变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中心是历史元素(民主共和观念)在各历史阶段上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的研     

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

共和之实中国人不知道"共和"一词的人不多。从1949年以后,对每个大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镶嵌在国名中的"共和"一词,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时常要出现的最重要词汇之一。中国人知道"共和"一词含义的人也同样不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是对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共和"一词,虽是他们在念读国名的全称时经常会触碰到的词汇,但却是     

共和国口号并未深入人心

论者谈及辛亥革命后中国社情,大凡称“民主共和国口号深入人心”。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笼统,有失简单。首先,从同盟会成员来看,真正了解民主共和含义者并不多。同盟会成立前,除兴中会外,其他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都没有在纲领上提出民主共和。同盟会成立时,其成员对孙中山民权主义在认识和理解上也存有分歧。从一定意义上讲,同盟会仅是一个各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上个世纪初以云南为中心发生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运动,打倒了废弃民国、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为捍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曾参与过其事的大学者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期间或护国运动结束之后,通过写文章、发表讲演或与记者谈话等各种方式,     

伍廷芳与清帝退位优待问题之研究

伍廷芳在晚年隐居后受到革命浪潮的推动毅然投身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先后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袁世凯就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展开唇枪舌战。重点争论了退位清帝的名号、居所以及禁卫军编制等问题。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关乎民主共和体制根基的牢固性,伍廷芳坚持施行清帝退位、拥护民主共和,革命立场坚定。优待清帝的处理是伍廷芳综合南北实力,在稳定全局的前提下实现民主共和之选择。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辛亥百年祭

一百年前的今天,在武汉这片热土上,湖北革命党人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指引下,打响了震惊中外的第一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吹响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汉,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冲破专制制度的黑夜,迎来民主共和第一道曙光的城市。     

《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下卷)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探讨了西方古典民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古典民主的再发现;下卷主要剖析了现代学者关于古典民主的认识和阐发。总体上看,该书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西方古典民主传统在后世所发生的影响。该书着力点是在揭示古典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对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观念在西方历史发展各阶段的演变进行综合研究,阐释古典民主与共和观念的演变与历史发展的     

伍廷芳其人其墓

伍廷芳先生(1842—1922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民主志士，他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早年留学伦敦，荣获法学博士学位，是香港第一个华人大律师、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和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又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官，曾先后被任命为驻美国、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辛亥革命后，伍先生宣布赞成共和，     

古德诺与民初宪政问题研究

民国初期,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面I临何去何从局面的关键时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却极力怂恿他扼杀共和,恢复君主制。古氏之所以直截了当地主张中国放弃共和民主制、恢复君主制,是因为他带着西方人的有色眼镜,以傲慢和偏见来观察中国问题,从而得出中国人民“民智卑下”、没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荒谬结论。某些学对古氏的辩护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国家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应当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决定,而不应由外人说三道四,指手划脚,甚至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