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     

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外进步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演变为大规模内战,损耗国家民族御侮实力,遏制了国民党内主战派的内战叫嚣,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改取政治解决善后的方针;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学良、杨虎城尽速释蒋回京,对促使张学良下决心释蒋并亲自陪蒋回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万耀煌邂逅“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协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评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环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认为,杨虎城从事变开始便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思想,杨虎城置个人恩怨于不顾,支持张学良尽速送蒋回南京,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张学良被囚禁的情况下,独挽危局,采取有力措施,促使陕甘善后循政治途径解决,避免了新内战的爆发。     

从“训词”看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思想轨迹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伴随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联共逼蒋抗日的宗旨得以实现,从而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并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西安事变会发生?为什么张学良会在这一事变中扮演主要人物?为什么这一事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这决非偶然性的因素所致,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固有的内在规律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偶然性中为自己开阔道路”。按照事物     

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西安事变”已过去６４年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确保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前,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张学良将军作古,让我们重新回首现代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龙飞虎将军当年跟随周恩来赴西安解庆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全面介绍了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的力挽狂澜、砥柱中流的作用。     

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

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静观其变。针对两粤之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争和广东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为拆分粤桂,先专对粤。广东问题解决后,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之关键,但其所运用之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     

宋美龄：我能让张学良“迷途知返”

今年是西安事变75周年。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宋美龄在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此事有一个详细的回忆。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我们特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西安事变中的罗瑞卿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商解决,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西安之行的两个多月里,罗瑞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灵活机动的手段和过人的胆识,协助周恩来等为胜利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高度评价。     

“中央考察团“在陕北苏区纪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发动的持续了近十年的剿共内战停止了下来,国共两党的高级代表从1937年2月起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国民党中央为了研讨和制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名为“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实则确定了联共方针,启动了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     

谁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兼与黎汝清同志商榷

黎汝清同志在其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认为,项英运用“欺上”、“瞒下”的阴谋手段决定了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这条路线导致了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因此,项英应该对皖南事变、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说,项英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仍拒不承认湘、鄂、赣、粤,闽、浙、豫、皖八省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